同治皇帝政变，奕譞政治命运大转变

在这场政治变化中，溥仪祖父奕譞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店地方，捉拿了护送咸丰灵柩回京的肃顺。

早在咸丰十年（1860），十九岁的醇郡王奕譞，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结婚，府邸就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今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是第一座醇王府。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生的，生于道光十二年，殁于光绪十六年。咸丰是他的亲哥哥。除了十岁时因咸丰登基，按例获封为郡王外，奕譞没有得到过更大的赏赐。

同治皇帝像

政变后，奕譞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根据溥仪的回忆，有一天在王府里演《铡美案》这折戏，幼小的六叔载洵看到陈世美被包公铡死时，吓得大哭。奕譞就怒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139]

咸丰死后半年，即在慈禧的名号出现的那阵子，年仅二十一岁的奕譞，不断得到荣耀的头衔，如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等等。这一切的获得，都与妻子的姐姐做了皇太后有关。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奕譞帮助慈禧扫除了政坛上最大的障碍。

同治即位时，也就六岁。这样一个小儿，根本不懂什么军国大事，一切自然由慈禧为首的“老人”们裁断。太平天国平定后，鸦片战争也刚结束不久，内忧外患，从地方到中央，都需要重新整顿，恢复社会经济，稳定政治形势。

许多地方官确实很卖力，为重建社会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在江南的常州府江阴县，那里的政府工作，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以知县为首，掀起了一场思想改造的运动，当然是直接针对太平天国这样的“邪教”组织的。他们被要求认真学习清代帝王们的“圣谕”，在讲乡约的过程中，结合太平天国之乱的实际，对城乡士绅百姓进行全面彻底的宣传教育。为此，江阴县还成立了“乡约局”，作为这项重要工作的领导组织。

“乡约局”成员董江北，在同治三年九月，写了一篇《普济江南难民说》的文稿，向县境内的百姓进行宣教。[140]当时正值盛夏，战乱之后，满目疮痍。政府十分希望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重振时局。江南不少地方，出现了兴办慈善事业的高潮，当然都是在地方政府的宣传策动之下，或救济贫困，或收养弃婴，或填埋无主尸骸，或发起义冢组织，等等。这些，自然十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但在中国的北方，情况依然不佳。

同治三年以后，太平天国在南方失败了，在北方再度兴起捻军运动，由张宗禹、任化邦、太平军旧将赖文光等人为领袖，与清军展开多次战斗。他们面对的，正是清军统帅中最厉害的人物僧格林沁、曾国藩等人。战斗持续到同治七年为止，捻军运动才被真正平定下去。

在中国的西南，贵州有苗民起义，在张秀眉等人领导下，维持到同治十一年春天；云南有回民起义，以杜文秀为主要领导，战斗坚持到同治十二年初；西北的陕甘地区，也有回民起义，最后也在同治十二年被左宗棠的清军剿灭。战后景象依然凄凉，当时人都承认，在陕西西安府等最肥沃的地方，战后土地开垦不到十分之二三，而死于战乱的人民，却有十分之六七。

农村社会经济的凋敝之状，自战乱以来一直十分严重。曾国藩早已指出了这些问题，[141]希望各地官府要“重农”，关心农民疾苦，防止更多的乡农加入对抗政府的队伍。曾的建议，显然是正确的。但农村的实际情况，当然比曾国藩所讲的还要糟糕。

除了人祸，天灾一直不断，更加剧了人们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动荡程度。在环境条件最好、社会最为富足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江南最怕水灾，惨况不言而喻。但江南也有大旱灾，同样令人恐慌。当时的嘉兴知府宗源瀚，在同治十二年七月给上级官府的汇报中这样写道：“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无不大旱。同治以来，六年旱。本年又苦旱，当闰六月二十以前，人心忧皇，荒象几成。”他特别强调了同治六年、同治十二年两次他亲历的江南大旱，情况十分严重，有的地方都到龙王庙去求雨了。在同治十二年六月至闰六月，嘉兴府地方有五十天不下雨，他亲自率领民众天天祈祷，偶有小雨降临，但都无济于事。[142]

不过，他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工作，似乎要有成效得多。因太平天国战乱，江南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山荒地，外来求生者，大批涌入湖州、嘉兴等地，种山垦地，与当地土著居民经常发生冲突。

同治九年（1870）后，宗源瀚主持湖州府政务时，发布了编查棚民保甲的规约，主要包括：一禁客民承垦田产抗粮、抗租；二禁客民赌博、盗窃、奸拐、结盟、拜会；三禁客民私藏军火器械、窝结匪类；四禁客民欺凌土著、强拼山货种种生事。另外还有配套的棚编册、门牌、腰牌制度，希望能起到强制约束的作用。对管理客民较有成绩的地方基层领导，则颁发花红奖匾，以示奖励。[143]同时要求府属七县，不分县域疆界，一起合力查办客民问题，实行跨政区的联合，巡检及委员差役薪水饭食等项经费，先由乌程、归安二县垫给，最后由七县按大小股份摊派。(www.xing528.com)

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做得这么好。江南许多地方因为没有注意农田水利的治理工作，光绪二年到五年之间，连续四年出现灾荒，死亡人数在一千万以上。北方的情况更差，山西省在光绪三年大旱期间，一年之内就有五百万人死于灾荒。

同治朝只有十三年，年幼的皇帝载淳根本无法亲政。等他稍长大一些，只是喜欢在宫中游戏，经常与太监玩“掼交”。[144]这种小孩的游戏，居然影响了全国人民，当时梨园中演戏的也在学他。

而在民间小说中，对同治多少有些好感。陈莲痕的小说《同治嫖院》，称这个小皇帝很英明，但又写他暗访酒馆妓院，染上毒疮，头发都脱落了。

同治被人论为清代最任性的皇帝，当了十三年皇帝，只活了十九岁。令人饶有兴味的，是他的死因真相不明。主要有下面两种说法。

一说他是死于经常性的微服私行，得了花柳病，最后毒发而亡。民间传闻和小说故事，对此渲染得十分生动。这种病症，确切地说，就是梅毒。除野史记载外，据说还有同治帝御医李德立的后人李镇写的文章，说其曾祖父奉诏入养心殿看病之初，已认定是梅毒之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请另外一位御医张本仁会诊，仍然确定是杨梅大疮。当时已是不治之症，又是帝王得的，不能布告天下。

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在容闳的努力下，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了《挑选幼童赴泰西肆业章程》，获得清廷批准，第一批30名。

二说他是死于痘疫，俗称天花，这是一种体面的解释。在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说十一月初二日，“圣躬有天花之喜”，所谓“喜”，不过是得病的曲讳说法；十一月十九日，看药方脉案，同治“痂已落，泄渐止，而头眩发热，腰腿重痛，便秘筋挛，系肾虚停食感寒所致”；二十一日，“余毒在腰，重痛漫肿流汁，脖项手膝亦成豆痈，筋挛，烦躁少寐”；到十二月初二日，药案上写同治“腰间浆少而浓，口红知痛……两颊肿甚，唇鼓色红，虚火满面，目光却好……口糜又虑成走马疳”。

近人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一份《万岁爷进药底簿》，其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皇上得病，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共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基本症状是脉息浮细、阴气不足、发热头眩，后来有皮肤红肿溃破、腿痛痉挛，最后全身溃烂、牙胀面肿。现代医学家据此分析，认为同治是因患天花病故的：起初是痘疹，接着转为痘后痈毒，最后发展到毒热内陷。

后来，病重中的同治，又受了西太后惊吓，昏厥后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初五日夜晚死去。

同治死后不久，两宫皇太后立即下旨：根据御史余上华的奏请，将相关御医立即开除。

还有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同治死的时候，嘉顺皇后已身怀六甲，还未等她生产，慈禧就立载湉为帝，就是光绪。二是据说他死的那天，曾召见过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要传位给载澍，后来遗诏被慈禧所毁，一切死无对证。

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但两人的不和，却是众所周知的。溥仪在小时候就听皇宫中的老太监说过，同治在东太后慈安那里请安时，说过不少话，还能谈谈心；但在亲生母亲慈禧那里，经常连一句话都说不出。[145]

慈禧把同治死的全部责任，推到皇后身上，并下令限制她的饮食，结果两个月后，这位年轻的皇后就被折磨死了。

《清实录》中，记载了同治的遗诏，显然是经过慈禧等人认可的。遗诏是对同治短暂的一生及其时代的委婉评论，既道出了清朝的社会形势，也说明了同治致死之由是天花：“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特谕！”[146]

无论如何，同治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戡乱”救国，他没有起到什么大作用；何况到他死时还不到古人所说的“弱冠”，心智发育并未健全。至于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等起义的清朝文武官吏，依然无法挽救王朝颓败的命运。民国间有人论同治朝“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其实，平定“乱民”没同治什么事，中兴之说，更无从谈起。同治十三年，只是清朝另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