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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贪腐:贿赂盛行,士民深受其害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即使像蒋成这样老实的人,仍然应了“官久自富”这句话。比蒋成会钻营投机的吏胥,搜刮的钱财那就要多得多了。因此,在城乡地区,广大士民百姓就成了他们盘剥的基本对象。百姓们对地方官吏十分痛恨,地方官吏们对官场的陋规更是习以为常。这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庶民百姓巴结、纳贿于官府而有所求的。另一大类就是官场间的行贿,清代一些高官出问题后,被抄家出来的大量财产,很能说明当时官场贿赂成风的严重程度。

清朝政府贪腐:贿赂盛行,士民深受其害

在清初,著名文人李渔讲过这样一则故事:[87]

福建汀州府理刑厅有一个叫蒋成的皂隶,为人老实善良,在衙门做事处处不顺利,干了二十多年,别人都白手起家了,他一直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衙门内外,人称“蒋晦气”,书吏门子都怕和他在一起沾到晦气。只要和他在一起,不是倒霉,就是赚不到钱。后来让算命的人改了生辰八字,与理刑厅长官的八字完全一样,刑厅官由此对他很是同情。之后蒋成的命运就好了起来,人称“官同年”,不到三年,赚了很多钱,还娶妻生了子。后来居然做了一个县的主簿,三年之后升做“经历”,退休回家时已是家财万贯了。

即使像蒋成这样老实的人,仍然应了“官久自富”这句话。比蒋成会钻营投机的吏胥,搜刮的钱财那就要多得多了。

年薪一般只有六两的吏胥,居然会如此富有,显然是有充裕收入的缘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灰色收入。

就像戴名世所说的:“近日吏治不修,一官来,人皆恨之,一官去,人皆思之。”所谓“思”,不过是觉得现任官还不如前任,尽管前任一样贪赃枉法,但现任的更厉害,所以有人要给前任官树“德政碑”、立“去思碑”。[88]社会现实的黑暗与平民百姓的无奈,始终并存。

在地方官吏们看来,他们的收入除了肥己之外,还要应付官场中的迎来送往和各种贿赂性的消费。因此,在城乡地区,广大士民百姓就成了他们盘剥的基本对象。除了传统的赋税任务外,政府搜刮的名目,也常常十分正式而堂皇,令百姓们无法抗拒,既有“折耗”、“火耗”等加派,也有“冬牲钱”、“轿钱”、“送节钱”等额外的负担。百姓们对地方官吏十分痛恨,地方官吏们对官场的陋规更是习以为常。

道光朝以前,外省的地方官馈送在京为官的,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出京还有“别敬”。这些漂亮的名词,实际就是官场中特有的贿赂名目,行贿受贿之际,用这些词显得较为体面。科考同年的“同乡”在“别敬”之外,还有“团拜项”,即所谓每年“同乡”们要举行团拜活动的必要经费。最初官场中的这种私相授受,在上下级官员之间十分流行,并不十分注意交情,后来就需要讲关系,论交情;外省官想给京官送点“炭敬”什么的,如果没有关系,想送都没地方送。[89]高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一般人的“孝敬”或“疏通”,根本看不上。

官场政治就是这么黑暗。老百姓都不十分清楚,他们白天黑夜地辛苦劳作,交给官府的钱粮杂税,大多数就是这样被送来送去,成了官员们腐败交际的资本。这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庶民百姓巴结、纳贿于官府而有所求的。比如民间诉讼,吏胥们就会来搜刮,否则官司肯定要失败,这里面就有“讲手钱”、“发落钱”、“出力钱”等名目;还有所谓“一坐而酒钱动以千计”的,这样一来,讼家不是倾家荡产,也要元气大伤,遇到大的案子,需要贿赂的关节就更多了,费用自然很难统计。另一大类就是官场间的行贿,清代一些高官出问题后,被抄家出来的大量财产,很能说明当时官场贿赂成风的严重程度。

在基层社会中,这种官场贿赂的情形是不明显的,因为老百姓主要面对的是州县官府,他们只要按时交纳赋税,交足地方政府摊派的各种杂税,他们的生活就能保持安定祥和的局面,否则,吏胥几乎天天会来找麻烦,直到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为止。地方官一般也不管他规定的赋税任务是怎样完成的,他只需要吏胥们替他办好这些事情,能向上级政府交出完美的钱粮账本,就够了。

也正因为这样,清代吏胥扰民、害民的情况,一直相当严重。洪亮吉说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古之吏胥,通晓经术,明习法令,不但不会扰民,有时甚至有益于民。但清代就不同了:“由吏胥而为官者,百不得一焉。登进之途既绝,则营利之念益专”,吏胥堪称士、农、工、商这“四民”之中的“奸桀狡伪者”。他们的名字进入官衙的点卯簿后,百姓就称他们为“公人”或“官人”,就是公家的人了。这公家人之家,有十多口人,都吃得好穿得好,谁也不敢得罪这位公家人。他们成为公家人的时候,乡亲们怕他们,“四民”怕他们,就是地方上有头脸的士大夫们也怕他们!如果官衙被这群人把持了,孤身来任职的地方官更会怕他们。原因呢?地方官想要侵渔百姓,必须要依靠吏胥们的帮衬。吏胥们都是当地人,对管辖范围内百姓的贫富情况一清二楚。从家产一两银子到上千两的,地方官能盘剥到手的往往只有十分之三,但吏胥们却能侵吞到十分之五。清代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吏胥们“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他们在衙门中的差使,退休后都可以直接传给子孙;到了子孙一辈,营私舞弊本事又比祖父辈高明多了,所以,无论地方官还是百姓,都受害匪浅。[90]

如果说,百姓有第一件吃苦的事,那必定是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清末著名文人李伯元这样写道:“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官府设的监狱,好比阎罗王地狱:“大堂之中,公堂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个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

自古以来,州县衙门里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些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手的板子,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挨责打,必须预先花钱给这掌刑的,托他留情些。这板子下去,是有分寸的,只要打得响,纵然皮破血流,决不妨事,过两天就会好的。若是不花钱,这板子打下来,大腿上不免就要受伤。此是天下当皂隶的通病,除非废去小板子不用,如若留着小板子,他们这个权柄是有的。州县老爷纵然明白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基层官吏们的贪污营私之风,与上级官僚的不良作风有很大关系。所谓“院司贪,不能令知府不贪;知府贪,不能令州县不贪。”[91]

上梁不正,下梁更歪。知县既然都不能很好地约束吏胥,吏胥自然更加气焰嚣张,无恶不作。大多数衙门的工作人员,都存在这样的认识,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州县官员在地方上不会任职太久,长的有三年,短的也就一两个月,很多人根本不想有什么政治改革,因循苟且就很自然了。乡村百姓们更是“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

清人朱彭寿,曾经统计过清代高官因贿赂罪而落马的,以乾隆朝为最多。下面择要罗列一些,以为证明。

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因收受俞长庚贿赂,乾隆六年(1741)四月令自尽;

浙江巡抚常安,以婪赃纳贿罪,乾隆十三年七月处绞刑

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并徇私纳贿,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令自尽;

山东巡抚鄂乐舜,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勒派商捐,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令自尽;

湖南布政使杨灏,以侵扣谷价,贪黩败检,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处斩;

云贵总督恒文,以借贡献为名,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勒索门礼,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令自尽;

山东巡抚蒋洲,以前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山西布政使杨龙文,以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

绥远城将军保德,以贪黩败检,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处斩;

湖北布政使沈作朋,以前在湖北臬司任内纵盗冤良,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处斩;

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重利盘剥回人,贪婪败检,乾隆三十年七月处斩;

陕西巡抚和其衷,以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升任阳曲令段成功弥补亏空一案中徇纵营私,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处斩;

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高恒,以前在两淮盐政任内侵蚀官帑,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处斩;

贵州巡抚良卿,以威宁牧刘标亏空一案,贪赃枉法,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处斩;

湖南巡抚方世俊,以前在贵州巡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受贿盈千,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处绞刑;

云南布政使、前广西巡抚钱度,以支放库款,克扣平余,婪赃数万,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处斩;

武英殿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以贻误军务,并勒属派买,短发价值,克扣养廉银,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令自尽;(www.xing528.com)

兵部侍郎高朴,受命往叶尔羌办事期间,勒索回民财物,并开采玉石,串商谋利,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处斩;

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前在甘肃藩司任内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处斩;

山东巡抚国泰,以贪纵营私、勒索属员财物,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

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为由,勒属馈送银两,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令自尽;

福建陆路提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以台湾嘉义县被围案内贪纵营私,酿成事变,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处斩;

浙江巡抚福崧,以两淮盐运使柴桢侵用盐课一案,通同侵染陋规,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处斩;

闽浙总督伍拉纳,以婪索盐务陋规并属员馈贿银两,乾隆六十年十月处斩。

在上述各个大案的背后,还有不少小案,被牵连的官吏更是众多。具体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亶望等人被杀案为例,简单说明之。

这一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暴动,一度威胁到省城兰州,乾隆派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军前往镇压,结果吃了败仗。和珅就将全部责任推卸到下属头上,说他们不听指挥;大学士阿桂来到甘肃后,觉得和珅在撒谎,和珅就被乾隆召了回去。和珅向乾隆坦言,甘肃那边大雨滂沱,下了好几天,才影响了战势。

乾隆敏感地意识到,此前甘肃地方官经常向中央汇报旱灾严重、要求发放赈济钱粮的事,纯属造假,欺骗朝廷。他说:“甘肃向来俱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昨和珅一入甘境,即遇阴雨;今阿桂折内又称二十二日得有密雨四时。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他马上下令,仍由和珅、阿桂负责查案。当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在北京,被审讯后,只好招供,甘肃官员们确实是冒领了赈灾钱粮这一贪污事实。七年前,驻扎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认为,甘肃地方太穷,财源不多,就互相勾结,决定在全省实行“捐粮为监”,将朝廷规定的只需捐谷四十石可以换取一个监生名额,私自改为以五十五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几年时间,捐银收入就超过了一千万两,由各级官吏私分;至于向朝廷谎报灾情,也是天高皇帝远,加上甘肃官场口径一致,冒领赈灾钱粮不大会被发现。乾隆表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涉案人员实在太多,有些人可能觉得法不责众,其实都想错了,乾隆是铁了心,即使将甘肃省的大小官员全部换掉,也要将案情查得水落石出。

案子了结后,乾隆依然震怒不已:“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将已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处斩,王廷赞处绞刑,勒尔谨赐死,贪污白银二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五十六人,发配的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有数十人。这实在是清代历史上的贪污巨案。

不过,乾隆再怎么痛下狠手,在他在位六十年间,也根本无法杜绝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风气

科场上呢?贪污徇私的情况同样严重。

乾隆朝之前,最有名的科场舞弊案之一,是江南乡试案。据载,乡试前几天,正是天寒地冻时节,考场早被封严了。考试毕,就是放榜。结果舆论大哗,排名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按考试成绩来的,谁贿赂到了主考官,谁就能中榜。此前,在南京书摊上,在卖一本叫《万金记》的书,不知是谁写的,讲的就是当时的两名主考方猷和钱开宗,“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右旁为“金”,记述他们的行贿受贿情况十分详细。康熙知道后,十分震惊,马上下令审查。结果,除了主考外,同样有舞弊情节的房考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周霖、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龚勋、郝维训、朱建寅、王国桢、卢铸鼎、雷震生等人,全部被斩首示众。[92]

乾隆的科场作弊手段,堪称与时俱进,十分之高明,一般人恐怕很难发现。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科考中最后一关是神圣的殿试。当时的应试者与阅卷大臣都串通过了,约定在考卷的对策文句中有暗示考生姓名的内容,据以拟定名次。比如,考卷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辨于动静之殊”,暗示人名严本,要拟取第一名;有“维皇降表”,暗示王世维,拟取第二名;有“包含上下”,暗示鲍之钟,拟取第三名;有“成之者性也”,暗示程源,拟取第五名,等等。这些都被精明的乾隆识破,这样的科考当然就作废了。

就连名声很盛的纪昀(纪晓岚),在官场中也并非廉洁之身。

纪昀,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平生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手,烟袋锅也最大,人称“纪大烟袋”。有一天正在上班,吸烟时忽然听说皇上召见,慌忙将烟袋插到靴筒中,赶着去见乾隆。两人谈了很久,纪昀感到烟筒余火烧到了袜子,十分疼痛,不觉呜咽流涕。乾隆很奇怪,纪昀只好说:“臣靴筒内走水。”北方人称失火为“走水”。乾隆让他到门外脱靴,靴内已是烟焰蓬勃,肌肤焦灼。以前纪昀走路都是很快的,被戏称为“神行太保”,这次意外,使他走路很长时间都不方便,被人戏称为“李铁拐”了。[93]

纪昀的学问,以博雅著称。他负责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被称为“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令时人深为叹服。据说,他年届八十时,不但仍然十分好色,每天还要大量吃肉,终日不吃一粒饭,更被时人称为“奇人”。[94]

在乾隆眼中,纪昀与刘墉、彭元瑞都是官场资深之人,刘墉遇事模棱,十分聪慧;彭元瑞经常不检获愆,太过梗直;而纪昀读书甚多却不明理。但他都很喜欢。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在乾隆准备整顿两淮盐务、查办一些犯法官员时,纪昀事先将这个消息暗自传给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让他有个准备。卢是纪昀的儿女亲家,在案发后被抄家。纪昀因为走漏了消息,让乾隆十分不快,撤了纪昀的官职,发配到乌鲁木齐守边去了。不过,乾隆仍然爱惜他的才华,到乾隆三十六年十月,纪昀的罪行被宽免了,升为翰林院编修,以后又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实在是好运。

同样得到乾隆终生爱护的,当然就是和珅。和珅在乾隆朝的专权贪黩,在清代是出了名的。

在北京城右安门外的小庙中,有个和尚曾说:和珅权势极盛时,凡要入京考选的地方官,争着以被和珅接见为荣。有山东历城县令进京后,想见和珅一面,以后好在同事面前夸耀一番。他花了二千两白银疏通和珅的家人,终于在和珅回府时,有机会跪在门前等候。可笑的是,等待他的,并不是和珅的嘉勉,而是和珅不屑的辱骂:“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

乾隆年间,因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弹劾大臣而遭受处罚后,朝廷之上,谏官们已经不敢擅自上书指摘官吏的不法行为,都缄默无言。钱沣却不同,他对政坛的这种风气十分痛恶,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

钱沣是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就被考选为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大案发生后,涉案人员都遭到了严惩。其中却有漏网之鱼,就是陕西巡抚毕沅,曾经两次担任陕甘总督,作为地方高官,居然未受任何责罚。钱沣向乾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冒赈折捐,固由亶望玩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钱沣的上疏得到了乾隆的重视,不但严厉批评毕沅,还降了他的职。

毕沅是江南镇洋县人,乾隆十八年(1753)的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等职。甘肃贪污大案后,他被降为三品。到乾隆四十八年,又官升一品了;次年奉命到甘肃平定民乱。到乾隆五十一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可谓炙手可热。不过,他的官声并不好。毕沅任总督时,满洲王公福宁为巡抚,陈望之为布政使,这三人在民间堪称“朋比为奸”。毕的性格迂缓,不以公事为急务;福宁天资阴刻,广纳苞苴;而陈望之通过指摘下属的过错,务使下属倾囊贿赠才能免责。当时民谣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形象而深刻。

《清史稿》中说毕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恐怕是过誉了。[95]毕沅死后,家产被抄没充公,照样是一个贪官应有的下场。

乾隆四十七年(1782),钱沣上奏指出山东巡抚国泰的不法行为和国家税收的亏空问题,国泰最终得到惩治。钱沣因此大受乾隆赏识,升任通政副使,人称“鸣凤朝阳”。和珅的擅权行为,由于乾隆偏袒的原因,谁也不敢弹劾他。和珅还在朝中建立私寓,不和其他公卿坐一处。钱沣十分不满,毫不畏惧地在乾隆面前批评和珅:“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与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所私弊,诸大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揽权之渐。请皇上命珅拆毁其寓,遇事公同办理,无得私自处判。”乾隆对他的大胆直谏,十分欣赏,下令钱沣进入军机处,负责监督工作。乾隆六十年,钱沣暴死。有资料说,钱沣生活十分贫寒,工作努力,身体状况较差,是累死的。也有人说,因为弹劾了和珅,和珅派人将他毒死了。对于他的死,乾隆很是哀痛。[96]

至于和珅的各种不法行为,连钱沣也没办法,实在是因乾隆太爱护和珅了。

有个姓张的守备退休后,讲过一则故事,说他在陕西巡抚处担任巡捕官时,巡抚令他带了二十万两白银到北京去送给和珅。他向和珅府上送了请求见面的书信后,几天都没有回音,没办法,只好再花白银五千两贿赂和珅家人,才见到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青年奴仆出来,问他送的是白的还是黄的,他说是白银。这个奴仆叫人收下后,给他一张名柬,就让他回去了。他感叹说:当时天下承平已久,物力殷富,向和珅献媚的夸多争胜,若只献几万两银子,连和珅的面都见不到!

一些内阁权臣,家中生活极其奢侈,姬妾每天买花的开销就要数万钱,就连轿夫的穿着都很高级。和珅呢,尽管已是最大的富豪,但禀性极为吝啬,家中出入的金银,居然都要亲自过秤,看看有无短缺;而家中庞大的开销,不需要他花费一文钱,都由下属官僚代为承办了。

根据传世的和珅抄家清单,其间所显示的贪污力度,远迈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贪污大案,当是这一时期官场贿风之盛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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