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官方所规定的教育范围之中。
至于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两者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从零散的历史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一般来说，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好好习读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衍》等。
康熙圣谕十六条
平民百姓在科举时代到来后，普遍有了向上流社会进身的机会。因此，历史上长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有资格参加科考。传统的“四民”阶层，即士、农、工、商中，一般只有士、农准许应试，商人家庭准予参加科考是很晚的事情；还有倡、优、奴仆、卒，犯罪人家的子弟，僧道等，也不准应试。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如理发者、修脚者等，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再说，各地还有名额限制，最后能够中举的，大概只占全部应考生中的千分之三。
根据《清史稿·选举志》的说法，清代的科举入仕，分正途与异途两种：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照惯例，由科举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的，为正途，其余为异途。但就入仕为官来说，都比较重视正途。
清代入仕，进士和举人、贡士是有差异的。进士在京可以任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太常寺博士，外放则可以担任知州、知县、推官、儒学教授等官。举人入仕稍为严格，经过简选、考职或者大挑，才可以任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州学正、县学教谕等职；其他的优、拔贡生，荫生和贡监考职，比举人更为下等。在这科举入仕之中，一向以入翰林为最，而且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具备这种资格。这是很被清人看重的事。
科举入仕成了读书人的梦想，但是因为有名额限制，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能顺利地踏入仕途。很多人十年寒窗的结果，仍可能只是具备童生的资格，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老秀才。
清代中国的地域范围广大，州县数量较多，差别很大。学额分配，主要依据文风高下、人口多寡而定，有所谓大、中、小县之别。顺治四年，政府规定，大县的学额是四十名、中县是三十名、小县是二十名，后来比例还有变化。江南地区向来是人文渊薮，科举事业一直兴盛，一些大县的读书人，少的不下一千人。许多人就以科举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只要读书人考取生员（秀才）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丁粮税，由政府提供廪膳银（生活费），各地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各地衙门官吏对他们要以礼相待。乾隆元年还有新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
清代科举，大致分四个层次展开，依序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乡试之后，若取得举人资格，可以参加会试，此后才是所谓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乡试、会试、殿试中的第一名，分别称解元、会元、状元，如果连中，就称“连中三元”，是极高的荣耀，当然现实情况中也较罕见。在保和殿考试之后，按成绩分成三甲，第一甲只有三名，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至第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统称“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则称“赐同进士出身”。
无论是贫寒乡农，还是豪门权贵，都希望家中的子弟能够拥有科举功名，并且对进入仕途抱有很高的期待。
科举背后的利益诱惑实在太多，有人甘愿作弊犯法，也想混个功名。官府针对这样的现象，自有一套应对举措。
比方说，考试前，要专门检查每个考生：衣服最好是无缝的，敞胸露怀，从头发检查到脚底板；考生所带的笔、砚要看看有无作弊机关，连吃的馒头也要掰开来，看有无夹带纸条。待全部检查完毕，才准放入考棚，按照《千字文》中的顺序，依次进入相应的号棚，参加考试。
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公示的。
号棚中的考试座位，都由衙门里的工吏包办，这些人都视科考为利薮，乘机捞点外快，往往贪污一大半经费，临时应付考场工作。所以，每个座位往往做得很窄小，加上偷工减料，用料薄而脆，坐下重一点，座位恐怕就要塌下。同一号棚中总有十几个人，座位都是相连的，有人位置倒了，别人的就会受到牵连；而且，写的字也就会歪斜不漂亮，这就更要命了。
如果考不取，只好再等下一期，所谓年年无望年年考，那是很正常的事。
在考试之前，除了考生，一家人也都要受累，忙着为考生做准备工作。许多小说戏曲中的故事，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
比如，《儿女英雄传》中写安骥殿试时，自己背着考篮的情况。[86]
不一刻，只见（安）老爷从西屋里把自己当年下场的那个考篮，用一只手挎出来。看了看，那个荆条考篮经了三十余年的雨打风吹，烟熏火燎，都黑黄黯淡的看不出地儿来了。幸是那老年的东西还实在，那布带子还是当日太太亲自缠的缝的，依然完好。……揭开那个篮盖儿，把里头装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交付公子。金玉姊妹两个也过来帮着检点。只见里头放着的号顶、号围、号帘，合装米面饽饽的口袋，都洗得干净，卷袋、笔袋，以至包菜包蜡的油纸，都收拾得妥贴，底下放着的便是饭碗、茶盅，又是一分匙箸筒儿合铜锅、铫子、蜡签儿、蜡剪儿、风炉儿、板凳儿、钉子锤子之类。都经太太预先打点了个妥当，因向公子说道：“此外还有你自己使的纸、笔、墨、砚，以至擦脸漱口的这分东西，我都告诉俩媳妇了。带的饽饽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给你张罗呢，米呀、茶叶呀、蜡呀，以至再带上点儿香啊、药啊，临近了，都到上屋里来取。”(www.xing528.com)
考篮里居然还有板凳儿、钉子、锤子，可见衙门造的考棚实在让广大考生不放心，万一坏了，就能用这些工具及时修好，继续安心考试。当然，这个考篮就会很沉重，但因是考生的必备用品，所以再重也得带上。
《官场现形记》第一回故事中，讲到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村庄，只有赵、方两姓人家，祖上都世代务农，家境差不多。不料，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下人眼睛浅，觉得中秀才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全村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人家便渐渐地不敌了。书中讲到，中举的赵温要和家人一起祭祖：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扛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
“那一百多斤的东西”，该是多重的考篮啊！
考试之前，为了定心，考生们都事先要到土地等庙中烧香祈愿。
清代前期的南京，和明代一样，依然与北京并称，号称南直隶，地位与一般的省份不同。南京的贡院，是江南乡试的中心，有考试用的号舍20644间，是全国各省贡院中规模最大的。在这里，清代曾经出现过郑板桥、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名流。
南京作过都城，城中繁华之地，就在秦淮河两岸、夫子庙为中心的地带。就像《桃花扇》中说的：“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这短短数言，使秦淮河一湾两岸那杨柳街道、烟花风月的迷人春色跃然眼前。
江南贡院就在夫子庙的东邻，秦淮河北岸；夫子庙的西侧，就是旧院，俗称板桥。每逢秋风桂子之年，也就是乡试之时，秋闱之期，四方应试者都集中到这里，所谓“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有很多人就到青楼里，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南京城，在此时几乎是一个才子佳人们的世界。
在科举时代，八股文被叫作“敲门砖”，也称“制义”，民间则叫“时文”或“时艺”。要熟谙这种文体，需要很好的古文功底，要熟读四书五经。省一级乡试，中央一级会试，第一场考试都必须用“四书”命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第二场考试必须用《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命题，都以宋、元理学家注释本为依据。考生都不能在文章中随便自由发挥。文体用“排偶”体，要平仄对仗。每篇文章由八个部分组成：先是“破题”，用两句点破题目的要义；接着“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接下来是“起讲”、“题比”（又叫“入手”），引入正文；以后是“起股”（又叫“虚比”）、“中股”（或称“中比”）、“后股”（即“后比”）、“束股”（即“大结”），基本属于文章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重点。后四段，又必须各有两股对应的文字，共为八股，故习称“八股文”。
读书人平时除读四书五经外，更要好好研读前人的八股名篇，学习写作技巧。一些久经考场的文人，经常被书商请去，为每年新出版的“时文”选本作导读或注解。这种书仿佛今天的习题集，考场新手十分需要，因此在市面上很畅销。书商能赚大钱，为这种科举考试用书作批注的考场老将或举子，自然也能得到丰厚的稿酬。这些都是清代的时尚。
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可以笼络读书人以及下层社会的平民百姓，只要能够跳跃过这个龙门，就可以从寒士上升为名士。在清代，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即使是上流社会的子弟，也不想成为“白丁”，都希望拥有一个功名。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传统”社会中十分重要。
中举之后，读书人就会变得威风起来。中举时，报信的人一般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烂了。不知道内里的可能要被吓死。其实，这叫作“改换门庭”，工匠就跟在后面，立时修整一番，以示从此住在这里的，永远以新进的举人老爷为主。接着，同姓的地主来和新进士通谱，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来了；有人来拜他做老师，自认门生。经常是只要一张嘴，银子上千两的送来。以后有什么事，这些关系也就有依靠了。出门呢，都坐着大轿，前面有人拿着扇，撑着盖，十分气派。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了穷秀才范进中举的一段著名故事，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最好说明。书中所写的做过知县的张乡绅，自述与范进的关系，从同乡开始，渐而世兄，再进一步居然成了骨肉兄弟。他之所以这样，无非因为范进是新进的举人老爷，年龄虽然大了些，但以后官场上多了一个朋友，就多了一个照应，送银子、送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说中还写道，此后，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都来投身为仆，希图荫庇。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的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很是风光。
即使中不了进士，光是秀才、举人，仍可以享有不少特权，例如免掉家中的差役，可以合法地蓄养奴婢，犯了法，在开除功名前，是不能用刑审查的，还可以豁免税粮，到社会上会受到很多礼貌上的优待，等等。有了这些特权，谁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呢？
再从社会关系看，这一阶层入仕的时期是现任官吏，退休的时期和入仕以前是乡绅（或称乡官）。无论他们是在官还是居乡，一般的庶民都在他们的脚下生活。
在下层普通百姓眼里，他们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有功名，有知识，有文化。老百姓对他们，几乎奉若神明，地位甚高。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就借用一个乡民的口吻，讲了这一道理：“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譬如，一个人受众人欺侮，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去年年底我们敝村的荣大爷从北京回来，他见过大场面的，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
清代乾嘉时期极负盛名的赵翼（1727—1814），字耘松，号瓯北，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早年因家境清贫，从六岁起，就随在私塾任教谋生的父亲游学四方。十二岁时，学习八股制艺，据说一天能成七艺，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神童。很不幸，十五岁时，父亲死了，年幼的赵翼为了生计，接续父亲的行当，也做起私塾先生来。十九岁时，他终于考入府学，成了秀才。与同时期的同辈人相比，二十岁不到中秀才，还算不晚的。此后，他一直在有钱人家担任馆师。三年后，他被辞退，冒着饥寒，投奔在京城的远亲。这年是乾隆十四年（1749）。
幸运的是，赵翼的文才很快被官场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知晓。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对他尤其赏识，将赵翼请至刘府，帮助编修《国朝宫史》。第二年秋天，赵翼参加顺天乡试，一举成功，中了乾隆庚午科北榜举人。主考官汪由敦对他也很器重，当年冬天就将他招入汪府。汪府上藏书极丰，汪本人学识又深，赵翼在这样良好的环境里，自我修养更是精进。此后的科考并不一帆风顺，赵翼在会试中落榜了，但他的才华仍使他先后出任了礼部教习、内阁中书。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进入军机处工作，主要承担文书方面的事务。因工作出色，当时的高官很欣赏他。
乾隆二十六年（1761），赵翼考中进士，本来殿试时拟取第一，后来乾隆硬将他改成第三名，授以翰林院编修。此后，赵翼历任乡会试主试、广西镇安知府等职。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他重上北京，准备在仕途上好好施展一番，不料到台儿庄时，忽患风疾，双臂不听使唤，只好南归。此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醉心于学术研究，代表作有《廿二史劄记》、《陔馀丛考》、《檐曝杂记》和大量诗作等。
赵翼曾说过，他那个时代，官场上盛行一种“升官图”的游戏。具体是这样的：开列大小官位于纸上，以明琼掷之，计点数之多寡，以定升降。这就是掷骰子的玩法。他考证道：根据房千里《骰子选格序》的说法：“以穴骰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丰贵而约贱，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即‘升官图’所由本也。”
从读书、进学、科考到入仕，是传统时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生活。科举场上顺利，未必就能代表官场上的顺畅；反之亦然。“升官图”的游戏，也不过是读书人进入仕途后的某种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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