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

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多种面相。繁华背后，一定也会有萧瑟肃杀的另一面。

到乾隆六十年（1795），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觉得做皇帝的时间不能超过爷爷康熙帝六十一年的时间，决定禅位给十五子颙琰，即嘉庆皇帝，做“太上皇”，朝政大事仍由他说了算。直到嘉庆四年（1799）正月弃世，乾隆实际上掌握了六十三年中国历史的命运。也就在这六十三年间，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发生过不知多少起。

根据邓之诚统计，清代影响很大的文字狱，有八十八起，包括顺治二起、康熙二起、雍正四起，其余都发生在乾隆朝。还有人作过不完全的统计，乾隆朝的文字大案至少有一百三十起，平均一年至少有两起大案。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从整个清代来看，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从次数、规模来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有逐步升级的趋势。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详细讲述了顺、康、雍、乾四朝对待文字狱不同的处理方法：顺治时为“放任政策”，康熙时为“怀柔政策”，雍正时为“调和政策”，而乾隆时则为“压制政策”。之所以如此，恐怕与四位帝王截然不同的个性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清王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有触犯君权或者有妨碍自己的内容，都会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

前文讲到的谢济世，在雍正朝因私注《大学》，险些小命不保。据说，谢氏并未因此幡然醒悟，仍是一副书呆子气，注释四书五经，依旧不用朱、程的权威说法。乾隆六年，乾隆觉得这个人实在讨厌，亲自下令对谢济世展开审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下。这个人能在文字狱中数次保全性命，在清代实在是个奇迹。

据统计，乾隆十六年（1751）后，文字狱爆发的频率急剧上升，到四十一年为止，其中大约有七十起案件。《清代文字狱档》中的大多数案子，都是乾隆朝发生的。

有的案件，简直可以用“莫须有”来解释。

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乾隆向大臣们说：我朝建立大统，已有一百多年，皇恩浩荡，海内外共享升平之乐；但是有的臣子不思报恩，文词之间居然对大清诋讪怨望，“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这人就是胡中藻，江西新建县人，进士出身，入过翰林，做过内阁学士，是雍正宠臣鄂尔泰的学生。鄂氏与另一位军机大臣张廷玉有矛盾，两人各有门派，常常在朝政上互相攻击。胡中藻既然是鄂的学生，自然难逃派系斗争。鄂、张两人死后，按雍正的遗嘱，都入享太庙。但鄂尔泰后因胡中藻的案子，被撤出太庙。

胡氏自己刻有一部诗集，叫《坚磨生诗钞》。“坚磨”一词的典故出自《论语》，意思是坚硬的东西经过折磨仍然不会薄损，洁白的东西虽经污染但也不会变黑。乾隆骂道：“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还说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人的诗文日记中，虽然都有大逆不道的言词，但都不像胡中藻这本诗集中那么连篇累牍，都是在暗讽我大清王朝。如诗集中“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满洲”、“一世争在丑夷”等，都是在暗骂我大清王朝之黑暗、满人是丑夷，“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讲内中还有多处提到南、北的问题，如“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等，“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乾隆认为，自他在位以来，在廷诸臣的诗文何止千万，从未以语言文字责人；但是胡中藻的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

鄂尔泰的侄儿鄂昌，任职甘肃巡抚，与胡中藻十分友好，经常诗文唱和；朝中高官张泰开，与胡是同门师兄弟，曾帮助胡出资刊刻这部诗集。案发后，张泰开当即革职，交刑部审查；胡中藻与鄂昌被押解到京后，由大学士、九卿等共同审问。

胡中藻最后被判为“违天叛道，覆载不容”，要按大逆罪凌迟处死；家属中男子十六岁以上的，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有悖逆内容，仍然资助出版，并为之作序，照知情不报罪斩立决。这是大臣们的意思。乾隆认为，所有罪责，主要在胡中藻，可以不凌迟，但要立即斩首，作为天下后世的炯戒；张泰开从宽免罪，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鄂昌另行审查。[81]

像胡中藻这样文人的诗文集中，若要找到一些所谓大逆不道的文句，恐怕也非难事。胡中藻之所以倒楣，应该与其老师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的政治斗争有很大关系。

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十一岁的松江府华亭县举人蔡显，号闲渔，拿了自己著的《闲渔闲闲录》，到府衙自首，原因是：“此书于本年三月内刻成，并无不法语句。而其本地乡人妄生议论，谓其怨望讪谤，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蔡显只是认为，华亭地方有人对他不满，故意在他书中挑刺，甚至写匿名信诬告他。他很天真，觉得自己的书根本没有问题，又怕说不清楚，索性拿着书到衙门自首，希望洗清不白之冤。不料一去不复返，反把老命丢了。

经审查，他的书中确实能找到问题。清人记载说：[82]

书内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语，意涉怨谤。又所作诗，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句。又《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行怒嗔”句。隐约怨诽，情罪甚重。刑臣拟以凌迟，改斩决。其子蔡必照斩候，作序之闻人倓，戍伊犁。

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负责这起大案的审理工作，最初的判决是：蔡显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斩立决，其余家人则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为书作序的闻人倓杖一百，流三千里；蔡显的门人和湖州书商都不知情，可以免罪。(www.xing528.com)

但是，当乾隆认真读过《闲渔闲闲录》后，龙颜大怒，对书中提到的戴名世等事件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蔡显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对高晋、明德等官员也有责备之意；除了主犯和亲属外，门人、书商等相关人员，也要法办。高晋、明德十分紧张，主动向乾隆承认了错误。[83]

乾隆的态度，在文字狱上，绝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君王模样。他对于文人当中任何细微的反满情绪，只要找到只字片纸，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江西新昌县人王泷南告发他的一个同乡叫王锡侯的，说他狂妄不法。此事马上引起官府的关注。

王锡侯虽为举人老爷，但是一个迂儒，有人说他的为人与戴名世很相像。戴名世以古文自命，王锡侯以理学自矜，都喜好玩弄文笔。王锡侯大概也是闲得无聊，将《康熙字典》进行缩编，成《字贯提要》一书，共有四十卷，习称《字贯》。

王泷南以前曾因唆讼罪被发配，偷偷逃回原籍后，经过王锡侯等人到县里通风报信，而再度被抓获。王泷南刑满释放后，对王锡侯自然怀恨在心。王锡侯的《字贯》一出来，就被王泷南抓住了辫子。官府审查后，不但认为王锡侯是擅自改编《康熙字典》，而且查出，书中居然将皇帝的庙讳直行排下。乾隆十分震怒，说：“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以快人心。”

王锡侯就此被抄家，杀头，全家大小二十一口全部连坐，或处死，或充军。现有一份抄家清单传了下来，上面详细记录了王家的财产。[84]统计下来，王锡侯的所有家当不过六十两银子，十分可怜！

当然，对王锡侯《字贯》有纵容包庇情节的，全部受到严惩。如江西巡抚海成被处斩；江西提刑按察使冯廷丞有失察之责，被革职查办。

还有个叫徐述夔的东台举人，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

有的文字狱，今天看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载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案主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听说乾隆将到泰陵拜谒，就带了自己的著作，在乾隆来的路上徘徊等候，希望见到乾隆，能够得到赏识，好飞黄腾达。不料，他的这种形迹被认为十分可疑，大概有点像刺客伪装的样子，就被官府抓了起来。

冯起炎的所谓著作，不过是以《易》解《诗》，谈不上什么大学问。不过，在最后面，有他的“自传”，其脑子可能有点发烧，暗恋两位表妹，居然希望由乾隆出面，代他做媒，帮他成就才子佳人的美梦。实在太过可笑。

负责审查他的直隶总督袁守侗，说他是“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觉得罪情比冲撞皇上仪仗更重。拟的罪是，将冯起炎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佳人未曾娶到，结果反成了东北人的奴仆，真是可悲的书呆子。

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以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的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兴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了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鲁迅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85]

很多文人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一生小心谨慎，生怕给自己和亲友带来不幸。于是，聪明人下笨功夫，搞起考证研究来，主要是在语言、音韵、训诂、舆地等方面，与现实生活内容关涉极少，其实不过是躲避文字狱的一种遁世做法。

正因为如此，从乾隆到嘉庆，出了不少考据学大家。这些人的研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风，人称“朴学”，也因为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所以又统称“乾嘉学派”。代表性的，有胡渭的《禹贡锥指》及《易图明辨》，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还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其他还有像阮元、段玉裁及王念孙等学者，也都留下了许多考据著作。当然，当中最具代表的，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