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世：从康乾到乾隆

乾隆皇帝像

经过顺治年间的休养生息，康熙年间的战事平定，雍正年间的政治经济整顿，清代真正全盛的局面，终于在乾隆朝出现了。这是乾隆的幸运。因为乾隆本身并无太过杰出的成就，他所依赖的，正是前面几位帝王开创的良好局面。对他来说，哪怕只是守成，也足以让清朝稳住太平盛世的局面。爱新觉罗·弘历，这位文治武功都很自负的乾隆皇帝，历史上给了他一长串的尊号，称“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简称就是“高宗纯皇帝”。

乾隆长得隆准颀身，读书能过目成诵，而且勤于骑射，武功也不错。自小受爷爷康熙的厚爱，长大后更受雍正的信任。

乾隆二十五岁登基，年富力强，针对边疆局势的不稳定，推动了一系列戡乱治平工作，居然颇为成功，使他十分自负。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把自己的战功归结为十大件，并赋诗自我矜夸这“十功”：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受廓尔喀降二次。八十二岁的乾隆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亲自撰写了《十全记》，记述他一生的“十全武功”。[72]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说，乾隆朝也是多民族国家又一个统一稳固的重要时期。许多人认为，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十分繁荣，文化更是昌盛。这种盛世的局面，清代人都深表认可。

《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描绘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追击伊西洱库尔淖尔一战的情形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描绘了伊犁河叛军七千多人向清军大营投降的情形

清代文人沈复，以写作小品文《浮生六记》出名，他就说过：“余生乾隆癸未（二十八年，1763年）冬十一月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73]后来到中国的朝鲜使者，对这个王朝的繁盛，十分艳赏：“今升平百余年，四境无金革战斗之声，桑麻菀然，鸡狗四达，休养生息乃能如是，汉唐以来所未尝有。”[74]一派升平景象，仿佛又是一个汉唐盛世。

乾隆颁给土尔扈特首领的银印

这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使臣，一路之上，看到的大多是繁华安逸景象。譬如大运河边的苏州，由于被众多的河流包围，让外国人感觉十分像意大利的水上名城威尼斯。有人这样记载道：[75]

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清朝三姓副都统衙门发给库页岛居民的满文文书

苏州府是一个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城内房子大部分建筑和装饰得很好。这里的民众大多数穿丝质衣服，样子显得非常愉快。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据说这里人对把首都迁至北京至今还有意见：过去距离苏州府很近的南京是全国首都。中国的统治者把首都由这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得天独厚并又经过巧妙加工改良的地方迁到鞑靼区边沿的北直隶，完全是从强烈的政治角度考虑决定的。苏州府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天堂。当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州府”。

在这个国势殷盛、公私富足的时代，清人都认为，江南是整个帝国最为繁华的地带。有人对江南的奢华风习作过简括的描画，称：“家家效缙绅之饰，人人修命妇之容。”[76]到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

清代苏州的家庭纺织作坊

百姓生活中，奢靡化的倾向也较为普遍，特别是在江南，那里的百姓在生活上的许多追求，有引领全国潮流的作用。昆山世家龚炜对此表示了忧虑，认为这样的生活取向不应当支持。他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厌心，其何以堪？”在龚炜看来，他小时所见的社会景象，与乾隆盛世所见的江南社会风气，实在太不同了。就连最知礼仪的读书人，也以穿素布衣服为耻；饮食娱乐，要花很多钱，而一点也不心疼，居然都认作时尚。龚炜认为，这样奢华的风气，他不能接受。他觉得一丝一粟都是祖父辈勤苦所得而传给他的，所以他觉得社会再繁荣，仍应保持勤俭之风。[77]

这是龚炜的思想。但很多人却不这样认为。

即使有大量盐商的聚集，扬州在中国东南的繁华，在乾隆朝也难与苏州相比。而扬州之富，已令人咋舌。盐商们生活的奢侈，昭示了这个王朝中最富庶人群的生活追求。他们起居饮食的奢华程度，一般的王侯贵族根本达不到。有一个故事足可说明。某年夏天，有人偕朋友到两淮一个姓洪的盐商家中做客。这个盐商家中的奢华生活大大超过了王侯，令他十分吃惊。[78]

在扬州城中，这样的富户当然还有很多。有些富户的生活，非常之现代化。比如虹桥，号称扬州北郊的佳丽之地，《梦香词》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这一带的富贵人家，都喜好白天睡觉，到晚上才起来，燃烛治家事，然后开始饮食晏乐，直到天亮结束，然后就寝。[79]这是一种典型的夜生活景象。

而扬州的盐务人员，大多是徽商。他们的生活，都以奢丽为尚。如有婚嫁丧葬的，请客吃饭，衣服乘轿坐马，费用动辄数十万之巨。据说，有盐商人家，每次吃饭，厨师都要备十几种菜肴。吃饭的时候，商人夫妇坐在堂上，佣人们将菜抬到他们面前，只要有不喜欢吃的，就摇摇头。佣人立马下去换上其他的菜肴。有的人家喜欢养马，多达数百匹。每匹马每天的费用达数十两白银，早上从扬州城内牵出去，傍晚从城外牵回来，十分壮观，街道上旁观的人都看呆了。有的人家喜欢种兰花，从家门口到卧室，全部摆上兰花。有的人用木头雕成裸体女人，里面安上机关，自己会行走，有时就放在餐厅里，常常会让客人们吓一跳。为了攀比奢华，有的人家就用上万两白银买了金箔，抬到金山塔上，迎风一扫，顷刻之间，上万两银子就随风而去。还有人用三千两银子买了无数的苏州不倒翁，放在河流中，结果河水都被堵了起来。有的人更加怪异，喜欢极丑的形象，家中男女佣人都是丑八怪，如果自己长得比他们好看，就马上毁容，再涂上酱料，到太阳底下去晒。有的人喜欢大，尿壶用铜打造，高达五六尺，晚上想方便时，根本不需要走动。像这样争奇斗胜的事儿，扬州城里多得不得了。

上述的社会风气和人生追求，早在康熙下江南时，就被康熙批评过：“市镇通衢似觉充盈，其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80]这批评的背后，其实已表明了江南地区的繁华。(www.xing528.com)

与康熙相比，乾隆更加注重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精致。祖父辈留下的丰厚遗产，保证了他在位六十年的人生挥霍。乾隆颇有乃祖之风，分别在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二十七、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下江南。乾隆六次南巡经过的省份，主要有直隶（河北）省、山东省、江南省（今安徽、江苏）、浙江省，所经停的行宫，所在地有直隶省的涿州、紫泉、赵北口等，山东省的德州、晏子祠、灵岩寺等，江南省的顺河集、天宁寺、苏州府、江宁府等，浙江省的杭州府、西湖等，都由各地方官临时建造，十分华美。其中比较出名的城市，就有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等。推动扬州这类城市进一步繁华的一大原因，恐怕是乾隆的多次南巡。

为了迎接乾隆的到来，各地方官都是绞尽脑汁，除了饮食起居要伺候好之外，还要让乾隆玩得高兴，看得顺心。

譬如，在第五次南巡时，乾隆的御舟将要抵达镇江，离城大约还有十余里，乾隆忽然看到岸上放着一只硕大无比的桃子，颜色红艳可爱。等御舟临近时，忽然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炫人耳目。顷刻之间，桃子砉然开裂，桃内居然是个戏台，上面有数百人，正在演《寿山福海》新戏！实在新奇。为了营造这样的奇异情景，各地方的官绅们各展技能，争奇斗异，谁也不甘落后，谁都想博得乾隆的赞誉，好有机会升官发财。

乾隆的表现也很不错，初次南巡时，就下令免去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逋赋，减免犯人的罪行，大力赈济各地出现的饥荒。这让各地百姓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苏州监生徐扬，家住吴县城内的专诸巷，在乾隆十六年（1751）进献画册给初次南巡的乾隆后，得到乾隆的欢心，后被擢升至内阁中书。乾隆二十四年，徐扬觉得这时政治昌明、社会富足、人口众多，远超三代，就画了一幅《盛世滋生图》，俗称《姑苏繁华图》，描绘的是乾隆时期苏州的人物风情，笔调细腻，内容多为写实，似乎有续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意。

通过徐扬的描绘，我们仿佛看到了乾隆朝苏州府的各种繁盛之况，商贾辐辏，百货骈集，中外贸易兴盛，堪称财富渊薮。清人沈寓早就说过：“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到乾隆时，当地人对苏州地方的繁华，自豪得不得了，说：“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

乾隆三十年《棉花图·上机》

扬州是乾隆多次到过的地方，地方官府特地为乾隆的到来修了很好的御道，分水陆两道；造了不少歌功颂德的建筑。乾隆的行宫，在扬州时就有四处，一在金山，一在焦山，一在天宁寺，一在高旻寺。前面两个，现在都属于镇江。这些都让乾隆十分高兴。乾隆御制诗云：“夹岸排当实厌闹，殷勤难却众诚殚。却从耕织图前过，衣食攸关为喜看。”可以反映当时乾隆的心情。

除社会经济的昌盛外，乾隆引以自傲的，是他倡导的文化盛典。

在康熙、雍正时代，这样的盛典较多，如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全唐诗》九百卷，以及《康熙字典》、《朱子全书》，另外，续修《三通》、武英殿刻书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特别是需要大批有杰出才华的学者或文化名流参与其事，才能完成。乾隆觉得，在他这个时代，更应该超过祖父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的成就。

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下谕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助。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学政加意购访，量为给价，家藏钞本，录副呈送。庶几藏在石渠，用储乙览，《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于是，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说《永乐大典》收有很多古书，请求开局纂辑，重新整理古籍。次年，即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负责这项工作的，有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总裁，还有他的宠臣纪昀、和珅等人，参与编纂的人员，有三百多人，皆极一时之选。前后经历二十年，才基本编写完成。

乾隆下令由纪昀等人又撰写全书总目，著录书目有一万多种；令于敏中、王际华选其精华，编为《四库荟要》，总计一万二千册，分抄两部，藏在大内摛藻堂和御园味腴书屋；另外，从《永乐大典》中编辑了三百八十五种书，由武英殿以聚珍版的形式，向社会印行。宋、元时代的许多精美刻本，大多藏在内府之中。后人所谓“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

《四库全书》的编修，使全国各地收藏的书籍，基本都集中到北京的“四库全书馆”，由那些馆臣们校订评估，并分别撰写提要，放在书的前面，使读者能够对每部书的情况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是中国传统时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有书籍3503部（共计79330卷）、存目书6819部（共计94043卷）。这部巨书的编纂，是在乾隆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是，在修书过程中，对图书进行了删节、篡改甚至是销毁，所以对文化遗产也是一场浩劫。

清《乾隆万树园赐宴图》

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清政府以文字狱为契机，对明代甚至更早时代的历史资料中，有关蒙古、女真的情况，作了大量的删改甚至销毁。被禁毁的史料，以“明”或“皇明”打头的为最多，如《明兵略纂闻》、《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代圣政》、《明季南略》、《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宗孝义》，等等。除禁毁书籍外，清政府还清除了不少明代档案。据统计，目前明代档案只有三千余件，基本是天启、崇祯两朝的兵部档案，其他还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很多内容已被篡改。有人估计，至少有一千万份明代档案被全部销毁。倒是民间的一些野史笔记，如《江变纪略》（清兵在江西的烧杀淫掠的内容）、《扬州十日记》（扬州屠城惨史）等，得以幸存下来，实在很珍贵。

玑衡抚辰仪，是清代制造的八件大型铜铸天文仪器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乾隆九年开始制造，历经十年于乾隆十九年（1754）制成，重达五吨。无论从冶金制造还是雕刻方式，都反映了当时的发展水平。

至于一般的文献篡改，若对清政府的统治权威没有大碍，多数仅将涉及少数民族的忌讳用词进行改动而已。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原文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有人统计过，从编修《四库》开始，到乾隆四十七年间，清政府共烧书二十四次，毁掉书籍五百三十八种，计有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以上。这个量，实际上与修入《四库》的书相当。

尽管如此，《四库全书》还是以空前的规模，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也算是乾隆朝的一项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