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与其学生张熙在此案中的侥幸偷生,只是雍正使用思想改造取代酷刑惩罚的一个措施,令人颇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类似有着奇特命运的,还有齐周华。
天台人齐赤若,字周华,与其叔召南齐名,后为道士。三十五岁时,正逢吕留良案发生,就十分大胆地上疏为吕氏辩解:“吕留良生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偏见甘效顽民,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为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
浙江地方官对他威逼利诱,想阻止他上疏,齐周华严辞拒绝,被抓入狱,有好几次都差点死掉。朝廷讨论后,下令对他终身监禁。乾隆登基时大赦天下,得以释放,齐周华就跑到武当山琼台观做道士了。后来回老家探望母亲,想拜访他的叔叔召南,不料有人在召南家门口写了“僧道不许滥入齐府”,使齐周华误会是叔叔的意思,很不高兴,就写了篇呈词来控诉,他还准备接受官方制裁,写了一副对联:“恶劫难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丧,庶几无忝所生。”实在是一个放诞有趣的人。
还有一人,两次身陷文字大狱,都被判死刑,而最后居然未被处死,在大清朝也是奇事。此人就是谢济世。
谢济世是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雍正四年时,任官监察御史,做官不到十天,他就上书弹劾雍正的心腹田文镜,说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营私负国,贪虐不法,总计有十大罪状。当时雍正对田文镜十分信任,对谢的奏折根本不予重视,仍说田是一个好官:“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于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将谢的奏折驳了回去。谢不依不饶,雍正很是震怒,说谢是有意诬告,将他革职审问。刑部问他这么做是受何人指使。谢答:“孔孟。”又问他:“何故?”谢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刑部最后拟了个“斩立决”。这下让许多人担心谢的小命不保。但是,雍正作了从宽处理,将谢发往西北阿尔泰(今新疆阿勒泰)边防地区效力。(www.xing528.com)
在新疆,谢济世也没闲着,勤奋著书立说,给《大学》作了个注释本。雍正七年(1729),负责监视他的振武将军锡保终于逮住了谢的把柄,参奏谢济世注释《大学》完全不参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用程子补的《格致传》,其意是在毁谤程、朱两位理学大师,要求雍正降旨处理。
雍正让内阁讨论案情,认为谢济世不止毁谤程、朱,还引用《大学》中“见贤而不能举”的论断,说“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用心险恶;对谢大骂一通:“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最后又拟了个“斩立决”。
与谢济世差不多同时获罪的,还有广西举人陆生楠,曾任工部主事,为人大概有点傲慢,让雍正十分不满,由广西人联想,认为他与同乡谢济世肯定是同党,也被发配到振武将军锡保军前效力。谢济世注《大学》的时候,陆生楠在写《通鉴论》,总共十七篇,有不少内容都是书生意气的东西,有碍当时的政治气氛。锡保看了,也上书揭发,说《通鉴论》充满了愤懑不平的词句。雍正看了,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批复,愤怒地说:“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诚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最后决定:“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
行刑时,陆生楠人头落地之际,忽然传来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谢济世尽管被吓得要死,但奇迹般地又活了下来。至于雍正为何这样决定,也实在令人费解。
以后身陷文字狱的人,就根本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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