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与鄂尔泰：深得雍正信任，获赞拥入太庙

李卫是江南铜山人，捐资为员外郎，被授兵部任职。康熙五十八年，调任户部郎中。当时雍正还是一个亲王，就已十分看重李卫，只是觉得李卫“尚气”，要他注意改正。雍正元年，授直隶驿传道一职，未及上任，就被改调至云南盐驿道。次年，就升官为云南布政使。在云南时，雍正听说有人送东西给李卫，李卫制成“钦用”牌放入仪仗，就批评他说：“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李卫回奏说：“受恩重，当不避嫌怨。”雍正下谕批评道：“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雍正毕竟还是喜欢李卫的，对李卫的缺点比较宽容，也能及时纠正他的过失，希望李卫成为一个“全人”。

雍正三年，李卫调任浙江巡抚。四年，兼管两浙盐政，更是一个肥缺。李卫的升官路线，是十分快速的，“飞黄腾达”用在他的身上，倒是十分合适。

而李卫的仕途，比田文镜还要顺利。

在浙江巡抚任上，李卫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主要在于盐政方面。他上疏说：“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余，以修理城垣。”又说：“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李卫很清楚地认识到地方社会经济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以及可能给国家税收带来重大影响的私盐盗贩问题。他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整顿工作，对中央财政、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言，都有积极意义。

很快，李卫当上了浙江总督，仍然管理巡抚事务。雍正认识到江南盗匪的严重性，也看到原来的地方长官并非缉盗的高手，就下令，由李卫统理苏州、松江等府的盗案，地方将吏都受李卫节制。长期未能真正解决的江南盗匪问题，主要是私盐盗贩，在李卫的治理下，有了明显的好转。李卫在浙江五年，后人评价他是“莅政开敏，令行禁止”。期间，对雍正的政策，李卫不折不扣地执行。比如，因查嗣庭、汪景祺案，雍正下令停浙江人乡试和会试，李卫严格执行。后来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一起上疏，说明在雍正的严惩后，浙江读书人已经感恩悔过，士风大变，雍正听从李卫的建议，仍开浙江的乡、会试。雍正督责各省清理政府仓库亏空、钱粮逋欠问题时，李卫既能严格执行雍正的旨意，也能照顾到浙江士庶百姓的心理感受，在簿书、期会、吏事方面都没有扰民，令百姓很是感激。

雍正十年（1732）以后，李卫调任直隶总督，仍敢秉公行政，连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的枉法营私行为，都能大胆上疏弹劾，受到雍正的表彰。这个总督职务他一直做了六年，直到乾隆年间，为政风格与在浙江时完全一样。[57](www.xing528.com)

四大总督中，终身深得雍正宠信的，就是鄂尔泰。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举人。在康熙朝时，仕途还比较顺利，任内务府员外郎时，为人忠正诚实，还拒绝过时为亲王的胤禛的嘱托。胤禛继位后，对他说：“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对鄂尔泰十分赞赏。雍正元年，先任云南的乡试主考官，后任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在官衙中，建有“春风亭”，专门请那些能文之士来聚会，并汇成一本诗文集为《南邦黎献集》。他用出公差的费用，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分给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专项赈贷粮；同时，考察太湖水利，准备疏浚吴淞江、白茆河，结果没有完成。

雍正三年（1725）以后，先调为广西巡抚，还未上任，就被调往云南，以巡抚的身份，兼理总督的事务。云南、贵州一带的民族问题较多，苗民的叛乱更是严重。雍正四年春天，鄂尔泰提出了“改土归流”的解决办法，从以往由土著领袖治理当地事务改为中央派遣官员取代土官，从而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加强中央集权。至于当时的权宜策略，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的叛乱：“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雍正大为欣赏，对他提出的“改土归流”政策十分支持。从雍正四年到九年，鄂尔泰被任命为云、贵、桂三省总督期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世袭的土司领袖改换为中央的流官，稳固中央政府对边区的政治控制。[58]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病重，鄂尔泰以大学士的身份，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大臣丰盛额、讷亲、海望同时被任为顾命大臣。雍正辞世前，认为鄂尔泰是“不世出之名臣”，死后可以拥有入享太庙的巨大恩典。于此可见，鄂尔泰是始终深得雍正信任的。

后人评价说，李卫“以敏集事”，田文镜“以骄府怨”，但当时在李、田二人管事的地方盗贼稀见，“斯亦甚难能矣”。[59]除年羹尧不得善终外，田文镜、李卫、鄂尔泰三人是最受雍正激赏的封疆大吏。乾隆曾细评这三人的言行，说田文镜为最下，大概是不错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