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汉军正蓝旗人，以监生的身份出任福建长乐县县丞。县丞只是一个县级佐杂官，正七品，很多人一生若无特殊的机会，往往终老此职。田文镜的仕途颇令人意外，他很快就升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后历升直隶易州知州、吏部员外郎、郎中、御史。康熙五十五年，出任长芦盐政这个肥缺，工作期间为国家增加了不少税收。不久，升任内阁侍读学士。
田文镜奏折
雍正登基的那年，山西发生大灾，年羹尧入觐时，请求救赈。雍正不放心，问山西巡抚德音，德音说根本无灾。田文镜刚刚受命从山西祭祀回来，雍正就向他核实，田文镜讲述了山西荒歉的惨状。雍正对他“直言无隐”的态度十分赞赏，下令由他前往山西负责赈济工作，就势担任山西布政使一职。
田文镜的发迹，几乎没有什么官场的关系，个人的功名又很卑微，完全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但在雍正朝，他飞黄腾达，却异常地得到雍正的赏识擢用，很快成了一方的诸侯。
田文镜心中，对雍正充满了无限的感恩，自然也要体现出对雍正无限的忠诚。
底层官吏出身的田文镜确实也很有才干，在山西任上，清理积年的案子，剔除积弊，使山西吏治很快为之一新。雍正对他的政绩由此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对他的仕途从此十分照顾。
雍正二年（1724），田文镜调任河南巡抚，在工作期间，“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开荒田，期促迫”。各州县的工作稍有懈怠，就会受到田文镜的严惩，丢官免职是很正常的现象。文镜特别痛恨科目儒缓，只要有不满意，就下令罢免相关官吏的职权。在他上疏要求罢免的地方官中，著名的有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諴、邵言纶等，雍正虽然派官前来核实情况，但最终都按田文镜的意思办了。
差不多同时，雍正希望向全国州县一级行政单位发布一部简明行政条例，以有效指导地方工作。州县行政条例的编写，需要精通吏治且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雍正七年（1729），雍正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他十分信任的田文镜和李卫去办。雍正认为：州县亲民官个人的贤否，关系到一方百姓的休戚；地方事务都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任州县官的，往往是那些刚入仕途的读书人，根本没有什么吏治经验，需要一本简明扼要的吏治规条来规范、指导他们的工作。雍正八年三月，河南总督田文镜与浙江总督李卫将规条编好交给雍正，雍正十分满意：“朕亲加披览，见其条理详明，言词剀切，民情吏习罔不兼该，大纲细目莫不备举。诚新进之津梁，庶官之模范也！”[54](www.xing528.com)
雍正四年，由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的李绂，曾是年羹尧的政敌，正是凭借这一点，才受到了雍正的重用。这时，他来到了开封，批评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田文镜就向雍正密报，说李绂与黄振国是同岁生，想为黄报复他。李绂到京城后被雍正质问原因，他就告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作践文人、陷害地方官员等恶行，但雍正仍然对田文镜的忠诚坚信不疑。
雍正心中十分痛恶科举出身的人在官场上舞弊营私，视为“科甲习气”。有这种习气的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因此这种习气一定要扫除。雍正认为，科举路途不顺的田文镜，惩治黄振国等人，是在清除科甲弊习，所以是正确的。[55]
恰巧有御史谢济世也以同样的罪名弹劾田文镜，与李绂的话很相似，雍正就很怀疑李、谢两人是同党，故意要陷害田文镜。后来，将李绂定了个结“朋党”的罪名进行严惩。第二年，田文镜升任河南总督兼兵部尚书，其出身由正蓝旗变入正黄旗了。
雍正六年，雍正认为田文镜“公正廉明”，特授河南山东总督，这在清代也是一个特例。田文镜指出：“两省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政区交界地带，往往是控制的薄弱地带，也由于政区边界的隔阂，许多工作就不能有效施展，体现在捕盗方面，十分容易使盗匪逍遥法外，人命案积年未破。田文镜建议：“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对那些渎职的官吏要采取严惩措施。雍正十分赞成。
次年，田文镜又兼任北河总督。此时正遇山东、河南水灾，田文镜说收成虽然不好，但士民百姓仍能按时交税，可以照旧额完税。中央表示同意后，按歉收比例进行蠲免。
雍正九年，田文镜因病申请退休，雍正不准，令其病愈后仍回原职工作。次年，田文镜再次提出退休的请求，雍正就批准了。不久，田文镜死了，雍正下令河南省城设立专祠来纪念田文镜。[56]
雍正粉彩八桃天球瓶（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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