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他最信任的封疆大吏，主要有四人：一是西北的年羹尧，二是西南的鄂尔泰，三是河南的田文镜，四是浙江的李卫，号称四大总督。
其中，年羹尧的功勋最大，他与隆科多一起，是推动雍正获得帝位的最关键人物。
隆科多出身名门，为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的儿子、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康熙六十一年（1722）辅佐雍正登极后，承袭了一等公爵位，担任吏部尚书。雍正元年，他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时被加封为太保；次年，又兼管“理藩院”事务，负责监修《明史》，担任《清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此后，时不时受到雍正的各种荣耀性封赏，可谓红极一时。
但是好景不长，雍正三年，因为年羹尧的获罪，他受牵连，被迫交代罪行，以前的那些荣誉头衔逐一被缴了回去。雍正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一句“岂能姑息养奸”，就让隆科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隆科多的罪行是：与明珠、索额图曾结党营私；后与年羹尧重蹈前辙，不知悔改。雍正四年，查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的贿赂，就连隆科多的家仆牛伦也仗势索财。雍正下令对牛伦斩立决，革去隆科多的公职。此后，不断发掘隆科多的罪状：如康熙临死时，在帝侧的隆科多身上藏有匕首；他自比诸葛亮，上奏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雍正祭祀坛庙时，他借口防刺客，随便在祭案下搜查；雍正拜谒皇陵时，妄奏“诸王心变”，等等。这些都被视为大逆的行为。隆科多入狱后，拟有“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总计四十一条大罪，按律当斩，妻子为奴，家产要充公。雍正看了判决结果说：隆科多虽然罪不容诛，但当年拥戴他为帝有功，现在要杀他于心不忍，决定从宽处罚，在畅春园外造三间小房，永远监禁隆科多一家。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就死在监禁的地方。[45]
作为雍正王朝初期隆科多政坛上的最大盟友，年羹尧的命运则更为不幸。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亲遐龄曾任刑部郎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尧考中进士，任庶吉士。九年后，升官为四川巡抚。康熙五十六年（1717），策妄阿拉布坦派人攻打西藏，四川提督康泰派兵征讨，出黄胜关后军士发生哗变，被迫撤兵。年羹尧密奏康泰不可用，康熙认为他实心任事，逐渐委以重任，康熙五十七年特授其四川总督一职，同时兼管巡抚事。在西藏用兵问题上，自川入藏，年羹尧协同军事，做得十分到位。以往用兵，军队所过之地，都要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地方仓促无法办理，一般都会挪用库帑；等军队回师，也是如此。但这次从西藏用兵回京，从将军到士兵，途中所得比正项还多；各官费用，动至万金。这与年羹尧在地方上加征火耗的工作，直接相关。
雍正即位后，召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命年羹尧代理其职，以后加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太子太保等职。青海的罗卜藏丹津等人反叛后，雍正派年羹尧率军征讨，并下令各地督抚等官和抚远大将军延信、防边理饷诸大臣，军事上都要听年羹尧的调遣。年羹尧要求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钟琪做他的参赞大臣，也得到雍正的同意。
西北边防一直是清代前期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雍正派年羹尧前往弹压，自是充满了信任。雍正元年这次进兵，由于时间已是冬天，寒冷的天气不适合作战，年羹尧提出第二年再出兵的要求：“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钟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儿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于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对他的用兵策略和军需要求，雍正全部应允。
雍正二年（1724）二月开始，年羹尧派岳钟琪等人大举出兵，罗卜藏丹津最后逃往柴达木，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亲戚等全部被俘，并获男女、牛羊、驼马无数。策妄阿拉布坦最后被迫投降；年羹尧则派兵驻防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布隆吉尔。青海地区战后工作处理后，在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边外诸番之地，增设卫所，加强控制；青海地方要三年入贡一次。岳钟琪率军四千，仍驻守在西宁。十月份，年羹尧回京受赏，雍正赐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论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
在封疆大吏中，年羹尧的战功赫赫，远胜同侪。据史书记载，年羹尧才气凌厉，仗着雍正的宠信，十分骄纵。与其他督抚交往，都直呼其名，没有一点礼貌的意思。入京时，居然传令直隶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在路旁迎送他；诸王大臣到京郊迎他时，他也不还礼。西北边防军政事务，几乎由他说了算，雍正对他的要求都予以满足。年羹尧虽长期在西北边疆，但雍正仍一直让他参与朝廷重大决策，许多事务都是最高机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雍正给年羹尧的朱批谕旨，有一则写道：
陕西光景似少些雨，麦田如何？近京城少旱，闻得直隶四外雨皆沾足，其余他省颇好。闻得江南、河南、山东三省搭界处有十数州县，去岁蝗蝻复发，随便写来你知道。再先因边事急，要尔所办之事外，实不忍劳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尔之所见所闻，与天下国家吏治民生有兴利除弊，内外大小官员之臧否，随便徐徐奏来，朕酌量而行。
前面的内容，确实是随便写写，仿佛在拉家常。后边的内容，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而且雍正让年羹尧关注的事情，包括了琐细的吏治民生，可见雍正对年羹尧的器重。雍正甚至说过，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臣，只要有十来个，不愁国家治理不好；并经常关心年羹尧，不要太过劳累，要从长远着想；至于年羹尧对雍正健康的关心，雍正觉得没有必要，只要他“一心料理封疆”就行了。[46](www.xing528.com)
青海战事的平定，使雍正极为兴奋，居然说年羹尧是他的“恩人”，十分肉麻，很失体统。另一份朱批谕旨中，雍正向他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47]
看到前面的话，很容易会让人想到儿子对父母的口气，也不过如此。于此，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无间。所以，对于年羹尧的骄横，雍正一直能够隐忍。
但是大臣们的不满，不断爆发出来；雍正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年羹尧的亲热很快消失了。
十一月十三日，雍正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朱批这样写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十五日，给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的朱批写道：“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48]对年羹尧已经是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十二月十三日，雍正给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密谕说道：“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49]雍正通过朱批谕旨，向他还信任的臣僚们，一一明示他对年、隆二人的不信任，其实也是在暗示他们，要及时站好政治立场，必要时出来指证年、隆二人的罪行。
雍正三年（1725）正月前后，一些人上疏指责年羹尧的贪暴之罪，都得到雍正的默认。
二月份，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异景象，人们认为这是祥瑞。年羹尧上疏祝贺，颂扬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功勋，但在奏章中误用了“夕惕朝乾”一词。雍正认为年羹尧是有意颠倒词语用法，怒道：“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年羹尧入京后，雍正说他奏对悖谬，下令削去年的官职。四月，雍正继续批评道：“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将年羹尧的总督一职，转授给岳钟琪，“抚远大将军”的印章也被缴了回去。年羹尧上疏说：“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仪征在江苏，年羹尧居然抗旨不去浙江杭州。雍正很生气，催促年羹尧及时到杭州赴任。据说，年羹尧到杭州驻防时，每天坐在涌金门旁，鬻薪卖菜的都不敢出这个门，说：“年大将军在也。”[50]
差不多同时，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都上了奏章，纷纷揭发年羹尧的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还弹劾年羹尧曾经杀戮无辜百姓。雍正当即下令，分别议处年的罪责，将年的所有职务全部罢免。[51]
很快，年羹尧被抓到北京，案情由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联合会审，判定年羹尧的“大逆之罪”五条、“欺罔之罪”九条、“僭越之罪”十六条、“狂悖之罪”十三条、“专擅之罪”六条、“忌刻之罪”六条、“残忍之罪”四条、“贪黩之罪”十八条、“侵蚀之罪”十五条，共计九十二条，按律应当大辟、亲属连坐。[52]年羹尧罪责比隆科多多出一倍还多，雍正像对待隆科多一样，也表示了一点宽容：“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十二月二十一日，派人到狱中，宣布他的谕旨，让年羹尧自裁：“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这是年羹尧在死之前，最后一次听到的雍正“心腹”之语。
作为惩罚，儿子年富被斩，其他儿子中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发配至极边之地；年的幕僚中，邹鲁、汪景祺先后被斩；亲属给披甲人为奴。还有一个静一道人，被四川巡抚宪德捕获，押到京师后，也被杀掉。
邹鲁、静一道人是被诬与年羹尧图谋不轨，所以有此杀身大祸。汪景祺是年的重要谋士，因为写有《西征随笔》一书，被判“大不敬”，斩立决；刑部同时认为，汪景祺还作诗讽刺圣祖仁皇帝，更是大逆不道，要处极刑。雍正同意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其妻子发配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族连坐。[53]
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很少有宽怀仁厚的。一般都认为，宋太祖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让功臣们隐退后，仍能享有荣华的生活，是少见的仁厚君主。雍正对功臣的态度，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都使用了各种伎俩，实行大肆杀戮，当是巩固君主专制、崇隆帝权而出现的政治斗争需要。
相比之下，另位三位著名总督的命运，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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