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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改革及军事控制,加强地方控制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雍正在内政方面的多项改革举措,使清代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得到了完善。除此之外,还有绿营兵,由收编后的明降军和汉族地主武装组成,配合八旗兵驻防北京和全国各地,由此在全国形成十分严密的军事控制体系。雍正进一步加强对总督、巡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由于奏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皇帝通过奏折多方面地了解下情,对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也大大强化。收录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雍正批示,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

雍正改革及军事控制,加强地方控制

雍正在内政方面的多项改革举措,使清代政治体制大体上得到了完善。

譬如,他改革八旗制度,裁抑原满洲部落贵族的特权,撤销旗下护军,禁止八旗宗藩与外廷交通、接受私谒,八旗兵权统归皇帝一人。雍正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措施,大杀满族亲贵,直接委派亲信管理各地旗务,全面剥夺了原八旗旗主的兵权。这样一来,八旗就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的常备军。八旗兵共分满、汉、蒙,各置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其中一部分留守京师,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守地方,称“驻防八旗”。所有八旗中,仍以满八旗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绿营兵,由收编后的明降军和汉族地主武装组成,配合八旗兵驻防北京和全国各地,由此在全国形成十分严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雍正进一步加强对总督、巡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明代的总督、巡抚大多为临时委任,负有监察或特殊军事统领之责,行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明代后期因军事控制的需要,才在各地增设总督,也非普遍现象。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将督、抚制度化后,总督、巡抚成了固定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督、抚们可以通过“奏折”或“密折”,直接向皇帝汇报军政大计,皇帝有密谕,则通过“廷寄”迅速直接地传到督、抚那里。

下面是一则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尚为“四王爷”时与心腹戴铎的来往密折:[37]

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祈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座,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紧要时,诚难懈怠也。谨启。

蒙批:“杨道升在王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放屁当焚香之理。”“你在京城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之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是前世了。”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局部)之赛龙舟

这是雍正登基前的紧要关头,戴铎为他打探的朝廷和各王子派系的动向,十分真切。彼时的“四王爷”虽然表面上批评戴铎胆大妄议国家大政,要重视自己的名声,但心底里还是需要这样的奴才为他驱使服务的。

雍正亲政后,这种密折应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官员都获得了使用奏折的权力。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书。由于奏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皇帝通过奏折多方面地了解下情,对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也大大强化。

雍正的勤政,在清朝历代皇帝中算是出了名的。现在保存下来的雍正朱批奏折,只有十三年,但却相当于乾隆六十年公文批复的工作量,比康熙还要勤奋,实在令人叹服。

雍正每天办公,从早到晚,从不间断。他每天批阅的奏折,多时达五六十件。奏折中很小的事情,他都要仔细览读,从不轻视,更不会拖延耽搁。奏折中的用语都是白话,十分生动有趣。收录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雍正批示,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看看他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员的评价:

陕西凉州镇标中营守备王锡:鬼头些的人,相貌倒好。

候补贵州平越县知县杨兴道:人着实不妥,鬼而横,不似端人。

河南管河道祝兆鹏:明白,去得,似过聪明人。细问,老成人,将来可用。

广东平海营中军守备戴进:老实人,相貌卑小,像老婆子。

云南开化镇标左营守备史应贵:痴胖子,似醉眼,人亦明白,识字,像买卖人。

直隶正定镇标左营游击佟儨:赤红脸,似酒气,像公子哥儿,紧肉,胖子。

江西广信府知府佟鑍:深知之人,急性,公子哥儿,良心似有,出得力的。

进士出身候选知府姜潮俊:不似科甲,像一实力办理之人,将来可道员,尚可上进。

直隶宣化人、江苏泰州知州褚世暄:甚像汉军,好小材料,非大气,人亦小聪明,伶俐人。

德清人、南昌府知府许镇: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习气。

海盐县人、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

河南人、太仓直隶州知州王溯维:过于聪明,像浙江、汉军人。有才有本领人,气度庄大,神气不真诚,未看透,人贼苍。

定海镇标左营游击张文耀:人明白,不似福建人,说话亦不土音,此人若能操守,总兵有余之官。(www.xing528.com)

这些评语,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且精准地反映了雍正的态度和评价。

许多奏折中的批示,雍正还会把自己情感表示出来,令人可亲。收在《雍正朱批谕旨》中的大量批谕,都可以看到。比如:[38]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矣。”

“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该!该!该!该!只是便易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

“少不机密一点,仔细头!”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雍正的政治改革中,赋役制度的调整,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初,中央鉴于明朝后期赋役的紊乱以及战争的破坏,在入关后大力整顿赋役制度。顺治三年着手编纂全国的《赋役全书》,费时十一年才完成;康熙中期重订《简明赋役全书》,对赋税征收的操作手段实行改革。为了改变地亩、人丁双重赋役标准所造成的征收上的混乱和弊端,清政府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朝廷宣布以明代万历十年(1582)的全国丁银额为征税准则,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谕旨中这样说道:“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39]

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这在根本上仍不能解决在丁额数字上的混乱和虚假作弊,所以,在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开始试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40]

雍正元年(1723)六月,山东巡抚黄炳首先上奏提出,要按地摊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苏民困。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可以使贫富负担趋向平均。雍正认为摊丁问题关系重大,并没有马上接受黄炳的建议,反而说他“冒昧渎陈”。[41]但是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后任总督)上奏中同样的提议,却得到了雍正赏识。李维钧作了详细的汇报,准备将地亩分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年,即批准先在山西实行,而后云南、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江西等省相继实行“地丁合一”。这种“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使中国历史上带有浓厚人身依附性质的人丁税基本被废除。

后来,人们常常将清代的“摊丁入地”和明代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摊丁入地”的前驱,而“摊丁入地”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年轻时代侍从康熙巡幸四方,到中年以后亲政天下,雍正一直十分勤勉,是个奋发有为的君主。除了在雍正元年奉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河北遵化的东陵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哪儿也没去,更不会去游山玩水了,都在京城里操持国家大事。唯一的奢侈消遣,是在京郊修建圆明园和名山宝刹。

一般认为,雍正在生活上用度是较为简单的,甚至连纸张的使用,也要求节俭。他经常说:“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江宁织造曹頫进了一百把锦扇,雍正虽然觉得墨色不错,但说“此种扇不必进”。[42]这也是雍正为政的态度。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四人。在雍正十一年时,弘历被封为宝亲王,可以参与一些政务大事,是雍正心中储君的重要人选。对他们的教育,雍正也抓得很紧。六岁以上,都要到上书房读书。雍正即位后,下令由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徐元梦等饱学硕儒,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工作,专门设立懋勤殿,举行拜师礼。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得病;次日照常工作;二十三日病情加剧,当天晚上,紧急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宣布传位给弘历后,于深夜辞世。[43]

在清代历史上,终身勤奋的帝王唯雍正一人而已。惜乎太过操劳,以致运命不长。他留下的遗诏,是他作为帝王的人生写照,也是写给下一代的政治嘱托。

雍正认为,他的一生,“无日不兢兢业业”,时刻牢记先皇康熙的教诲,“惟仰体圣祖之心以为心,仰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他对弘历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先皇康熙生前最喜欢的孙子:“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至于立弘历为储君,其实在雍正元年八月,他于乾清宫召见诸王、满汉大臣,亲拟密旨时,就已经确定了。他也解释了在位时期,为政以严,是因为:“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对另外几个儿子也有很好的评价: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等等,都寄予了厚望。

对他信任的大臣,在遗诏中予以高度赞扬:“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44]在雍正的许多大臣中,能拥有这样崇高的礼遇,恐怕也只有张廷玉、鄂尔泰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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