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的民生艰辛与奢华之风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一，江南天气很好，来往拜年的人们似乎也多了喜气。在上海等地，过年还有放灯的风俗，不过到这年十二日，人们都没看到灯会，令人有些怅然。[26]

元宵节的前一天，在官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听说康熙皇帝早在初六日出了京城，南巡江浙。这方面的消息，普通百姓知道得要滞后一些了。

官方内部的确切信息要早得多，提督杨将军接到了正式通知，必须在十三日与江宁巡抚，前往接驾，地方各府县官们要准备好彩色布幔、拉船纤夫等。

康熙到了宿迁，与随行的各大臣说：“朕未出京时询户部，知江南全省所欠历年钱粮，自十九年起，共结二百二十余万两。昨入宿迁境内，观民比往岁南巡稍加富庶，则知朕连年蠲免钱粮，大有益于民也。”康熙对其亲政后民力复苏、社会繁荣的局面，颇有得意之色，所以乘兴又说：“今再将历年积欠钱粮尽行蠲免，使官无参罚之累、民无催科之扰。”对自己也提了要求：“朕在宫中，一丝一粟不敢虚耗。但古人藏富于民，使民安居乐业，可慰朕心！”

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说要减轻百姓负担，地方官自然会严格遵照执行。所以当康熙的话传到南方后，让民众实感皇恩浩荡。上海县吏姚廷遴在其《历年记》中，就写下了“天语惶惶”的感言。皇上的口谕，很快由各级地方官负责印刷告示，到处张贴，一时民情大悦，万姓欢腾。

一路上行程迅速，二月初二日，康熙一行就到了苏州。各地官员百姓跪在路旁迎接，看到皇上的圣驾，都高呼“万岁”。康熙高兴地回应他们：“你们江南百姓俱有寿！”

这个江南最为繁华富庶的地方，着实让康熙流连忘返。康熙住了整整四天，游了虎丘，看了万寿亭。其间还游了灵岩山寺，大和尚出来拜见。康熙问：“你在山中曾见龙虎么？”大和尚答：“虎是时常见的，龙是今日始见。”康熙又问：“你有老婆否？”大和尚恭敬地回答：“和尚有两个老婆：一个姓汤，一个姓竹。”康熙大笑，觉得大和尚很是机智，赏了白银二百两。

初七日到嘉兴府。初十日到了杭州。杭州风光之美，更让康熙舒心。第二天就入西湖游玩，遍历四周名山。十四日以后去了绍兴，祭拜大禹陵，次日仍回到杭州西湖行宫过夜。十六日去了灵隐寺，每到地方，都看到有乞丐拥挤着跪在路边，哀求赏赐，康熙很慷慨，每人都赏银一锭。结果，第二天来乞讨的人更多，康熙下令调取关税银三千两，每人打赏五钱。这样的赏法，连续搞了三天。

二十日仍回到苏州，所经之地都是水乡泽国，路上渔船都停在河道边接驾。随从康熙的官船上都用栲栳装满大钱，每遇平民渔船，就散钱打赏，结果民心大悦。

南巡的日子确实让康熙十分开心。起初他打算南巡的时候，有大臣还上疏阻止说：“圣驾一出，恐劳民伤财。”康熙不以为然，说：“我去，必益于民。”他一入江苏境内，先是赦免江南省历年拖欠白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到浙江，到处散钱给乞丐、渔民等贫民，看来真的是“益于民”了。

康熙还指出：“江浙乃人文之薮，每岁科考试，秀才入学，与乡试举人中式，必该放额，尔督抚酌议名数具奏。”此外，其南巡经过之地，相关府县地方官根据不同情况得到奖赏；其犯罪囚禁的人，除十恶不赦外，其余死罪徒流，尽行释放，这简直是“重见天日”。以致后来有人感动地回忆说，康熙南巡的恩泽，即使是尧舜之君也不过如此。

这是康熙大规模南巡之举的第二次。第一次开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汤斌任江南巡抚，诸事俭约，轻骑简从，到苏州时就住在织造府衙中，远没有这第二次来得奢华。盛世巡游江南，在清代好像是一种昭示。后来最成功的仿效者，仅乾隆一人而已。

康熙南巡共计有六次，除正史记录外，野史笔记中都有这位圣主南巡期间的实录和奇闻趣事，十分精彩。第三次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四次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五次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六次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面三次巡游，间隔均只有两年。无锡人孙静庵说，康熙的六次南巡，是“天恩温谕，莫可殚述”。[27]最后的一次南巡中，康熙去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园中有一棵硕大的樟树，树龄据说已达千年。康熙十分喜欢，经常抚玩不止，回去后忆起此树，还问长得好不好。海宁名士查慎行有诗赞此树称：“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然而，就在康熙盛大的南巡活动结束后不久，这棵树就枯死了。

在很多史料记载和人们的印象中，康熙一朝，往往与其孙乾隆一代并称，说是“康乾盛世”。康熙朝的景象，的确有令人振奋的一面，然而民生的艰辛与天灾的频仍，在康熙朝依然俯拾皆是，令人难以忘怀。

汤斌是康熙朝的名臣，字孔伯，号荆岘，又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当时准备修《明史》，汤斌大胆地提出：“《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他援前朝先例，认为史书修纂应秉笔直书，不应该有所讳饰，明末清初的史实书写也应如此：“顺治元年、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要将明末清初的史事完全不作曲笔，显然要冒天下大不韪，触及清朝的隐讳。汤斌的提议虽遭到其他降清大臣的强烈反对，但顺治并未罪责他。

康熙十七年（1678），汤斌被诏举为“博学鸿儒”，接连担任翰林院侍讲、《明史》编修、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等职；二十一年时，还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二年后，他升任内阁学士，康熙认为他的操守高洁，让去担任地位重要的江宁巡抚。在多方面看来，这是天大的肥缺。何况康熙这么看重他，临行前还钦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两。十月份，康熙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盛大的南巡活动，到苏州后，接见了他的这位爱臣，并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对江南的社会现实，康熙表现了一点忧虑，所以他告诫汤斌：“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江南城乡的奢华之风，确实令人感到担忧。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居然已都是“华屋康衢，熙来攘往”，一派乐土气象，时人称为“与城市同风”。[28]豪富人家，大行奢侈之风。泰兴的季氏，康熙年间已富甲天下，家居有围墙数里，外面有复道，六十个壮年男子携警铃时刻巡逻，他们每月除了领取工资外，每天晚上可得高邮酒十坛、烧肉三十盘的待遇。康熙九年（1670）时，天气一直阴雨，季家恐衣物霉坏，令家人在庭院中晒裘皮，有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等名贵皮草，都放开捶打，结果打下的兽毛有三寸厚。家中还蓄养优伶，有女乐三部，每个戏子穿着的服饰价值巨万。季家人习惯夜生活，晚睡晚起，日上三竿才起来，一般是喝人参、龙眼等汤；梳洗完了，早已是中午了；饭后就玩唱歌曲，或吹洞箫；然后又要补晚妆，开夜宴。所以当时人娶季家女人的，绝无声色之娱，只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累。有个翰林院修撰娶了一个季家女子，结果伺候之烦，令他“涕泣废飧”，觉得还不如送回季家厮养，就又遣送回去了。富庶人家这样的豪奢举动，自然会影响到社会风尚，难怪康熙会受震动了。

对于康熙的嘱托，汤斌在巡抚任上时刻不忘。他很注意整顿社会风气，下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小学》，修建“泰伯祠”和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顺昌的祠庙，对有伤社会风化的妇女入庙烧香游观的行为予以严禁，焚毁民间五通神等淫祠，不准胥吏、倡优穿衣着帛，禁毁淫词小说。不久，江南风俗为之一变，“教化大行”。同时，他又十分体恤江南百姓的疾苦，提出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措施，大得民心。康熙二十五年（1686），汤斌将去北京担任礼部尚书。离任消息传出后，“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体现了江南民众对他的爱戴之心。(www.xing528.com)

《四库全书》中收有《汤子遗书》十卷，另有《潜庵汤大司空遗稿》（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汤文正公集》（同治十年刻本）两书，内容大多是汤斌的从政文集。这些文集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康熙盛世背景下江南民生的艰难，百姓赋役的沉重，这是论说康熙盛世的人们都不太情愿认识的另一面。

譬如，汤斌曾向康熙上疏指出：“苏、松等处赋额繁重，虽在丰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两年异常灾荒，逋欠独多。今年之尾欠，即为来岁之带征。下年之未完，又为次年之并比。陈陈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终岁胼胝，不过亩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积逋，势必不能。”[29]如果上年的钱粮交不出来，来年的日子必定更为难过。官府只有完纳催科的职责，只有天天敲扑百姓，才能稍微缓解政府赋税任务的压力。

因此，他认为不能只看到江南是帝国财赋重地、江南生活繁华的一面，也应看到民生艰难、赋役沉重的另一面，向康熙恳切地提出，要减免江南赋税，缓解民困。他说：“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而倚山傍湖，旱涝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举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故苏、松俗好浮华，而独耕田输税之农民艰难实甚。两府与常、镇、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赋额轻重悬殊。即江、浙、闽、楚并号财赋之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也。”

汤斌勤政清廉，在他上京的第二年，就因病而卒。其间，有人还在朝廷上批评他在苏州时的文告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暗含对皇上的讥讽，康熙自然不高兴，让汤斌解释清楚。汤斌只好说自己“资性愚昧，愆过丛集”，愿意接受处分。[30]

除了良臣能吏，当时的基层社会还有大量奸臣贪吏，为害一方，使百姓饱受痛苦。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曾下诏要蠲免丁粮，湖南是战争重灾区，应免十多年银粮，地方官员却依然征敛如故。当时只有湘潭贡生石仑森，敢讲湖南地方官吏的贪虐残暴，上京控诉。在他的《陈情纪事》中说：“虽皇恩浩荡，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湖南洞庭阻隔，全无忌惮，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对湖南官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后因武昌民变，石仑森被诬入狱，死得十分悲壮。

江南，是清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繁华的背后，却有无数民众勤苦劳作的身影。日常生活中，不时有重赋繁役的压迫，即使没有天灾的影响，也已相当辛劳了。

先看一部上海县衙小吏姚廷遴的生活记录《历年记》。姚廷遴，字纯如，明代御医姚永丰之孙、浙江布政使姚永济之从孙。《历年记》所述内容，始于明崇祯元年，终于康熙三十六年，差不多是姚七十年间的亲身见闻录，对当时官场生活、吏治兴废、年岁丰歉、物产风俗等，都有详细的反映，是一般正史所不具备的。

从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驾崩、康熙登极开始，至康熙三十五年的记载来看，差不多每一年都不像风调雨顺的样子，不是农业歉收，就是棉花价格低落，或者水旱灾害不断，哪里有盛世的太平景象？

譬如，康熙元年（1662），春间因旧岁大小两熟全荒，米价骤贵，民大饥；八、九月盛行疫痢，十家九病。康熙三年，棉花、水稻俱歉收。康熙九年，正月开始多雨，到四、五月又多雨，六月十一日发生大风潮，发大水，坍坏草房及旧屋无算。康熙十五年三月大雨，农作全荒，夏季米价暴涨。康熙十九年一月，米贵至极；春季种棉花的大荒；秋季晚稻全死。康熙二十八年七月，棉铃都脱落在田，晚稻被虫咬死，至有全荒者，竟变为大荒年。康熙三十二年，春夏雨水少，河水枯涸，稻苗皆坏，赤地几百里，物价腾贵。等等。《历年记》都是这样的记载。

同样是上海县人，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有点流水式，灾荒情况与《历年记》基本一致。[31]聊举数例：康熙二年（1663）六月至十月终，从松江府城到上海县，到处传染疫病；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的十分罕见。康熙三年八月，发生风暴潮，海水泛滥成灾。康熙五年六月，暴风骤雨，发生大水灾，坍毁民居庐舍无数。康熙九年四月、六月分别出现大水灾和大潮灾。康熙十七年，自六月望后到十一月，发生大瘟疫，死亡人数众多。康熙十八年，山东、河南、江南等地都发生大饥荒。康熙二十八年秋天，松江府地区农业歉收严重。等等。这些情形，反映的是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离上海不远，西面的浙江省有一个小县，叫嘉善，那里也是人多地狭，生计迫促，虽有水乡泽国之胜，也常常难免天灾人祸。明末清初嘉善县的一位士绅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崇祯十三年（1640）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嘉善地方的大事。这里也稍举一些事例。

《康熙南巡图》（局部）

康熙元年，嘉兴知府张汉杰到嘉善县，征讨民欠钱粮，杖杀百姓无数。康熙二年，七月初十，张汉杰又来到嘉善，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民众无以为生，纷纷罢市；十三日，知县邹度竑因为白银征收晚于期限，被革职；八月初四日，有李姓小民因为不能完成钱粮任务被抓，在狱中自杀了。康熙四年正月，新年刚过，知县叶蕴下令全征条银，对民众实行严刑拶夹，以致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只欠白银五钱，就活活被杖死；县城居民朱尔宏媳妇顾氏，因欠灰石银四钱，被勒令自杀。康熙七年正月，县丞李金枝拘禁了十多名欠银的生员；六月中旬地震成灾，县丞李金枝没向上级政府报灾。康熙十年初，饥荒严重，乡村百姓都挖凫茨、草根、榆皮为食，饿殍载道。康熙十一年，六月至七月，蝗灾严重，昼夜飞声不绝，知县居然不报灾。康熙十六年三月，民间发生大疫，农业歉收，县政府却照常严酷征比条银。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八月，江南大旱，兼有蝗灾，县政府依然严征税银，以致民怨沸腾。[32]

上述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说明了康熙朝中国地方民生的许多疾苦情况，揭示出康熙时期别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