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煦，正白旗满洲人，祖籍山东莱州，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家属于内务府包衣，也就是皇室的奴仆，身份固然很低微，但由于接近皇室，时常会有特殊机会，或担任要职，或委以重任，受到很高的宠信。李煦的父亲李士桢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后来做了广东巡抚。相比之下，李煦本人显然要幸运得多。何况，他的母亲文氏，还是康熙的保姆，他便几乎可称是康熙的奶兄弟。他的舅表妹王氏，是康熙的密嫔，后被封为顺懿密妃。因此李煦与康熙从亲属关系上讲，更为亲近。所以，他从内阁中书做起，历任广东韶州知府、浙江宁波知府、北京畅春园总管等职，都是不错的差使。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煦被派任江南苏州织造，又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这都是肥缺。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第五次南巡江南，李煦的筹办接待工作让他十分称心，加衔为大理寺卿。所以，李煦的名头一般呼作“巡视两淮盐课、管理苏州织造事务、大理寺卿”。后来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时，又因补充了盐课方面的欠空，议叙加“户部右侍郎”衔。
但是，李煦的主要工作，还在织造府任上。与明代一样，清代也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各派驻织造官员一员，负责承办皇室、官署所需的各种绸缎纱罗和纺丝布匹等物。这样重要的人选，往往是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选派，品级不高，也就五品，而且开始都是临时差遣，似乎没什么威权，但因是皇帝钦点，可以特事专奏或密奏，故而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熙年间，这三个织造都是由康熙的亲信担任，一般认为是康熙派往江南的耳目，负有特殊使命。康熙说过：“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沉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见于康熙四十八年十月间李煦上《请安折》后的朱批）
李煦深受皇恩，自然不负康熙的嘱托，事事处处都替康熙着想，按着康熙的意思暗中监视官场、民间情况随时密报。康熙对他的工作一直十分满意，因此李煦这个织造官一做就是三十年，实在是很不一般。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李煦的妹夫，同样是内务府的包衣，担任苏州、江宁织造有二十多年，曹寅的父亲和两个儿子也都做过江宁织造。曹、李两家与康熙有着特殊的关系，都成为康熙在江南的政治心腹。
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到六十一年（1722），李煦在织造局任上，给康熙呈过大量的奏折，统计下来，是整个康熙朝回缴官员朱批奏折中数量最多的。据查，这些材料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根据这些奏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朝政治的许多实际面貌，以及康熙是如何精心管理国家、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掌控以维护中央皇权的。
正因为李煦的特殊身份，江南地方官员们对品级不高的李煦十分敬重，有的时候，巡抚的折子都通过李煦代交，而康熙的旨意，也往往是通过李煦向江南地方官作口头传达的。
吏部尚书宋荦曾在江南为官，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李煦刚到江南苏州，头衔是“管理苏州织造员外郎加二级”，宋荦亲自到城外迎候，还“跪请圣安”。李煦口传了康熙旨意：“你做官着实好。钦此！”李煦俨然成了康熙的替身。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在李煦向康熙的奏折中，表面上看，都是大量的民间生活状况的汇报。
比如，康熙四十年（1701）九月的一份《请安并报稻禾收成折》中这样说：“今年苏州地方，十分收成，早稻已割，至于晚禾，现在登场，而百姓腾欢，具见盈宁之象，皆我皇上洪福所致也。并奏以闻。”康熙的朱批是三个字：“知道了。”同年十一月的《苏州修建祝圣道场折》写道：“今年苏州地方，稻谷十分收成，冬景晴和，民安物阜。又蒙圣恩蠲免四十一年分地丁钱粮，黄童白叟无不感激，欢声雷动。现今士民修建祝圣道场，仰报洪恩，臣煦亦不胜欢庆。理合奏闻，伏乞睿鉴施行。”康熙的回复也是“知道了”。
有些情况若是汇报迟了，李煦就会受到委婉的批评。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十五日，李煦上《闻浙江处州府属有人聚众起事折》：“臣煦在苏州闻得往来传言，说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县、遂昌县，有土贼猖聚，扰劫乡民，官兵现在会剿，未知确实。臣煦已差人往浙江处州一路探听实信，再为启奏。理合先行奏闻，伏乞圣鉴。”康熙的朱批是：“朕已早知道，此折奏迟了。”显然透着一点不高兴，因为各个方面的事情，康熙都希望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
至于探听地方官场动静，言辞就比较隐晦，康熙依然要求保密。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李煦上《扬州冬雪折》，表面上是与民生有关的晴雨折，实际上是要讲地方稳定情况的：“窃扬州地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得冬雪，明年春熟，可以期望。至于扬州、苏州近日米价，上号的仍一两之内，次号的仍九钱之内。人情安贴，地方无事。理合奏闻。”后面讲的“人情安贴，地方无事”，才是这个奏折的重点。所以康熙十分注意，朱批道：“知道了。尔亲手写的折子，打发回去，恐途中有所失落不便，所以不存了。尔还打听是甚么话，再写来。密之，密之。”康熙特别提醒李煦，他的折子还需要提高保密程度，不能出现纰漏。(www.xing528.com)
对于地方税务的亏空，总由地方官而起，江南又是财赋重地，这样的情况自然不利于国家的财政收益。康熙一直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李煦在奏折中汇报得也多。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十一日的《苏、扬田禾收折》中，李煦就讲到了：“伏闻圣驾自口外回京，臣翘首殿廷，实深犬马恋主之诚，因盐差之期在十月十三日方满，未能即日起身。谨叩头具折，恭请圣安，伏乞睿鉴。”后面还有几句，说的是苏州、扬州的田禾收成与天气晴雨情况。康熙重视的当然是李煦前面汇报的情况，朱批道：“知道了。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
当然，地方民生、农业丰歉、天气晴雨等，都是直接关涉到民生稳定与社会安定的具体问题，康熙也不会漠视的。有的时候没有别的大事，这方面的汇报自然要及时准确，李煦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二十九日上了《苏州米价甚平并进晴雨册折》，康熙认为上晚了，在折上朱批：“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才奏，不合。明白回奏。”康熙的不满让李煦感到十分惶恐。因此，四月十二日李煦马上呈去《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作出解释：“窃苏州冬季晴雨录，理应去冬奏闻。臣迟至今年二月启奏，蒙圣恩不即加罪，令臣明白回奏。臣闻命自天，感激无地。但臣去年十二月内，实将晴雨录携带赴京，因一时昏愦遗忘，今年方始进呈。”康熙对这个心腹还是放心的，朱批中就有安慰的意思：“已后凡尔奏折到京，即当奏闻，恐京中久了，生出别事。”
有些奏折中所讲的，可能是李煦要为皇上分忧，讲了一些官场安排的事情，这实际上触犯了君权，遭到了康熙的批评。比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初一，李煦在《保题运使李陈常署理盐院折》中，讲到自己以织造官的身份兼理淮鹾事务，已有十年，任期满了，特地推荐“居官清正”的李陈常来署理盐院事务。康熙在批复中连“知道了”都不写，直书“此事非尔可言”六字，表示李煦不该多管闲事。
但是，有时李煦为加强地方控制提出的一些策议，却让康熙十分欣赏。在江南，崇明县是一个小沙岛，孤悬海外，县境内除了水师总兵官外，“文官并无大僚弹压，亦无首领分防”，只有一个知县。李煦认为，如果发生意外，崇明地方就十分孤危，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初四日的《驻常熟海防同知似宜移驻崇明与总兵共为镇防折》中大胆建议：“查苏州常熟城内，驻扎有粮道一官，又海防同知一官；但常熟县离苏州府城不过八十里，易于控制，非如崇明县鞭长莫及，离府城三百里之遥也。常熟一县虽亦临海，已有粮道弹压足矣。至于海防同知一官，似应移驻崇明城内，与总兵共为镇防，庶几文武兼资，可以永保安宁，而设官合宜，则与地方允有裨益矣。”康熙很是认可，回复说：“此折议论甚妥。”当然，具体如何安排处置，就不是李煦所能及的事了。
李煦与妹夫曹寅轮视两淮盐课，时长十年之久，深受康熙恩宠，不过，织造衙门的亏欠一直没有填补上，让李煦也时感不安。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下旬，都察院批文中有康熙的指示，让李煦再负责监察两淮盐课一年。李煦感激涕零，上奏表示一定要“培养商膏以裕国课之源，并清完未补之二十八万八千余两”。康熙批复说：“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意思无非是让李煦好好努力，为他效命。李煦不负所望，到第二年七月份，苏州织造衙门的亏空大部分补完，盐课的亏空按照二十八万八千两的数目，已经全部补足。康熙很高兴，批了一个字：“好！”在批复李煦奏折中直接写“好”，这是很少见的。
康熙之所以对江南地方财政税收看得这么紧，一方面是因开国不久，国库并不充盈；另一方面是天下尚未真正平定，边疆地方还有征战，需要用银子。有时地方说要分批上缴银两，康熙就有些着急，希望一次交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闰八月初二日，李煦上《两淮商人愿捐军需银两于运库借出解部分五年补完折》，说是有两淮商人江楚吉等人为报皇恩，愿意为国分忧，在以前两次捐给瓜洲河工工程银二十四万多两的基础上，为西边军需捐银十五万两，但需要按五年分捐。有人愿意为战备出钱，自然让康熙高兴，但他还是要求一次捐完，并在朱批中将商人的这种念头视为奸商的伎俩。他说：“此折断然行不得！西边用银，即可以发库帑，何苦五年分补？皆因奸商借端补亏之法耳。”
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煦年纪已经不小，正好也是大病初愈。这时，负责监督苏州浒墅钞关的莽鹄立任期满了，李煦乘此机会向康熙上奏，提出可否由他来兼理浒墅钞关事务。这个钞关是国家在江南专门特设的钱粮收税机构，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肥缺。当年四月中旬的奏折，被康熙委婉地批驳回去：“监督回时，还当许多差使，况尔年老多病，当静养无事，方保残年。倘被苏州骗子所欺，悔之无及矣。名声也要紧！”意思是不要太贪了，现在的几个肥缺已够好了。这样的结果，李煦自然很感失望。
李煦一生可以说是备极荣华，康熙的几次南巡，都是由他和曹寅安排的。迎接皇帝的衣食起居游玩诸排场的开销，自然是惊人的，费用基本来自织造局和两淮盐务，因此常年的亏空很难较快弥补。康熙给他们的奏折批文中，也暗示要将这些亏空补上，不过在百官和世人面前，总是极力维护这两个心腹。有时就公开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至于是什么样的情由，当然不可以公诸天下。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在曹寅死的当天，李煦就起草奏折，向康熙作了详细汇报，把曹的情况说得很凄惨：“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其实这不过是兔死狐悲。雍正年间，曹家被抄时，还有住屋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计一千九百六十九亩，等等。这些都应是在江宁织造与两淮盐务任上得来的好处，一般人都难以想象。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写了一段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和王熙凤的对话，仿佛就是曹家的写照。赵嬷嬷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王熙凤问道：“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一语道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讲的确是实情。
可叹的是，到雍正初年，李煦因为买苏州女子贿赂“阿其那”，即雍正的八弟胤禩（曾与雍正争夺过皇位），接受了专案审查，当然也被抄了家。李煦本人要受斩刑，雍正表示宽大，只作“发往打牲乌拉”的处罚。案子在雍正五年（1727）二月间全部终了，李煦辉煌的一生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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