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惊天巨变：清朝的顺治十八年

王朝变革给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民众生活，显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如果从大的政治、制度变化来说，又显得平淡无奇，依然延续着中国几千年来朝代兴替的陈旧故事。

顺治朝很短，从1644年开始到1661年结束，不过十八年的光景。但这短短十八年，却开启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树立了不少典范。

顺治帝像

当时有学者认为，明朝的亡国，“三饷”也是一大原因。所以清人推出了“养民之道”，主要在于“省刑罚，薄税敛”，将明朝的“弊政”，特别是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废止。依照原来“会计录”的标准收税，并且在很多地方下令蠲免逋负钱粮。为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顺治十四年又照明万历年间的征收则例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这是清朝政府较为宽松的一面，意在安抚民心。但是，顺治十八年出现的江南奏销案，却又展示了其实施严紧政治统治的另一面。

这一松一紧的政治策略，在清初十分明显。降臣、原明朝刑部侍郎金之俊曾有十条“十从十不从”的纲领性建议，堪为代表。基本内容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

金之俊在顺治元年（1644），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要求清政府下令各平定之区，招抚“土寇”；有率众归顺的，地方州县可以编置牌甲。他的这些建议，全被采纳。这正说明一个民族的融合过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

金之俊在清初成为了重要的阁臣。这位大学士身故后，得以荣耀地归葬故乡吴江县。

清立朝伊始，就在对汉族士大夫的笼络和驾驭上获得了成功，为其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事。后来清廷又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请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编修《明史》，种种举措逐渐使士大夫们围绕在清政府的统治轨道上，为清朝的稳固和发展而努力。

范文程的贡献似乎更大。范文程的曾祖在明代做过兵部尚书，世居沈阳。文程少时即好读书，颖敏沉毅。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占据抚顺后，范文程与兄长一起去拜见他，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努尔哈赤和他的部将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此后，范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皇太极时，仍是陪侍左右的重要谋士。范文程负责的工作，都是最机密的事。每次商议政事，皇太极一定会问一下：“范章京知否？”如觉得臣下策议中有不妥当的地方，又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当大家说是与范文程共商后才决定的，皇太极才会表示同意执行。[5]

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范文程不断建议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要统一，必须安抚百姓，所以又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进入北京后，他建议用厚礼安葬崇祯帝。当时皇宫中一片灰烬，他又收集各种籍册文书等物，事无巨细，参与决策性的讨论。他特别指出，一定要革除明朝弊政。

顺治二年十月，江南已经基本平定，范文程又上疏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他的策议，全部得到批准实行。范本人还充当了顺治三年、四年两届会试的主考官。

顺治三年参加会试中进士的宛平人张国宪，后任给事中一职，上疏说：“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张的上疏也得到了批准，从此厂卫特务之祸始息。此事还被写入了《清史稿》，说明后世对张国宪为更定清初制度所作努力的肯定。

顺治帝性聪慧，善于绘画，侍从之臣往往以得到他的赏赐为荣。顺治的形象，据说有士大夫之风，并且以赐画结交名人墨客为常，又可以说是儒雅。于是也有人指出，顺治一朝的政绩实际与顺治帝本人无关，相反，清朝开国诸亲王中明智者，都能信用汉族官僚，所谓“以汉制汉”，说明清朝之有天下，并非偶然。但也因为顺治的怠政，造成了诸亲王、权贵的跋扈。

到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摄政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据说，他是死于好色，生前广搜八旗美女、蒙古有夫之妇，还让朝鲜方面选送女子给他。对于顺治，他可能觉得只是个小孩子，皇位也是自己让出来的，并未把顺治放在眼里。顺治叫他“皇父”，因为太后孝庄下嫁于他。

至此时，顺治终于可以追论多尔衮之罪，削其尊号，籍其家产，下诏说：“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暗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显然，他对以往朝廷政治的认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慑于多尔衮而未能显露一二。

次年，顺治幽禁了阴谋作乱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其他党羽论罪不等。开始亲政的顺治，在御殿上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大赦天下，说：“朕躬亲大政，总理万几。天地祖宗，付托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等及中外文武群臣，其各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之庆。”顺治希望上下一心，共同治理天下，使百姓也能共享升平之乐。这是顺治的理想和抱负。这一年，他才十四岁。

清世祖严禁宦官“干政窃权”的敕谕铁碑（1655年）

顺治的治政颇有开明之处，比如，鉴于明末宦官专权的教训，设立内十三衙门铁碑，严禁中官干政；信用洪承畴等汉族大臣，不拘满汉之嫌和明末党争门户之见，“从逆”（投大顺政权）的陈名夏、“阉党”（魏忠贤余党）冯铨均受提拔重用。顺治十年，他又下诏说“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对历史上一些著名帝王的治政得失也注意借鉴。他曾问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东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孰劣，秘书院大学士回答说唐太宗最好，他很不以为然，说：“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说明他对历代为政得失很有自己的见解。他也很清楚，边疆地区尚未完全平定，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统一大业，对于年轻的顺治而言，实在太沉重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赴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赐其金册金印，并敕封“达赖喇嘛”的封号。这是顺治朝加强边疆控制较为值得称赏之举。

清朝颁发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清政权入关后的前十八年，基本上都属清王朝的开创阶段，平定中原，西征南伐，国基初定。正因如此，长期战乱后的中国还很不稳固，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并不十分安定。为了巩固统治，顺治朝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地方统治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当时，名义上最高的中央行政机关是内阁，设有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及学士，但实际权力不大。真正的权力中枢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都由满族贵族组成，又称“国议”。它的存在不仅与皇权相抵触，而且也影响到汉族上层对中央的支持。这种局面的改变，要晚到康熙时期，增设南书房，起到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作用。此后，从雍正七年（1729）设军机房，到雍正十年军机处正式成立，与顺治朝的权力结构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军机处后来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而且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颇高。

与明朝相同的是，中央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均为满、汉各一人。理藩院是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

在地方上，行政机构大致分为省、道、府（直隶州）、县四级。其中省级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号称“封疆大吏”。比较特殊的是，在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有特别行政区，加以行政管理。具体而言，在东北地区，清朝先后设置盛京内大臣、奉天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等，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管理。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及西宁（今属青海）等地任命将军、参赞大臣等官员，以特派大员的身份掌管本地区的军政大权。至于蒙古的重要事务，主要由中央理藩院具体掌管。在西藏，设有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共同管理当地事务。而在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区，清初仍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这一制度直到雍正朝“改土归流”工作完成以后才得以改变。

军事上，清朝的军队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分为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八旗军又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全国各地的“驻防兵”。绿营兵则包括了马兵、步兵和水师等兵种，主要任务是镇守地方。

法制建设方面，清朝编修的《大清律》，内容基本承袭了《大明律》，但在司法操作中，清朝常常具有重例轻律的特点。当然，皇帝的有关谕旨、内外条奏，也都可以定为条例，让全国遵守。

至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的管治方面，顺治朝可算仁厚。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以渊博知识赢得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顺治曾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他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谈至深夜；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临宅晤谈就达二十四次。汤若望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情”。这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然而，顺治四、五年间发生的“剩上人私史”案，一般认为是清代的第一起笔祸，却成了清代文字大狱之肇端。(www.xing528.com)

顺治朝只有十八年。

汤若望像

在中国的南方，这十八年里，一直演绎着一段悲壮的历史，使后世永远难忘。

清朝定鼎中原后，仍分兵继续消灭各地残余的农民军，横扫江南。顺治二年（1645）打下了南京，灭南明弘光政权，改南京为江南省。中央命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西南；洪承畴为此十分操劳，几乎双目失明。

弘光政权灭亡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集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的旗帜下。志在抗清复明的士大夫，各自拥戴不同的藩王。

在浙江，弘光政权灭亡的消息传来后，原籍鄞县的明末官僚钱肃乐，联合号称“六狂生”的宁波秀才董志宁、王家勤、毛聚奎、华夏、张梦锡等人，在宁波举起反清大旗；原明定海总兵王之仁起兵响应。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余姚、东阳等地都出现了抗清义军。余姚山中的一支义军，是由著名学者黄宗羲组织的。浙江地方义军和原弘光朝廷的官僚，将流落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迎到绍兴，以监国的名义建立政权。在鲁监国的旗号下，义军控制了福建的长乐、永福、兴化、海口、福安等地。清兵南下浙、闽，鲁监国的军队接战不利，经营的地盘相继失去。大臣张煌言、武将张名振等奉朱以海占据舟山。顺治六年，清军攻下舟山。朱以海沿着金门、天台一带逃亡。顺治八年，张煌言劝说朱以海去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政权的辖制。

唐王朱聿键像

清顺治二年闰六月，差不多与鲁监国建立政权同时，原弘光朝廷委任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人，迎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由郑氏兄弟主持军事，黄道周为首辅，张肯堂为左都御史，政权粗具规模。隆武政权得到了福建以外各地义军的拥护。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以及左良玉的旧部，号称荆、襄十三家军，也投到隆武的旗帜下。朱聿键被推上皇帝宝座后，对邻近的鲁王政权一直有所猜忌，对明末农民军的余部也不是很信任。因此，各派抗清力量根本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朱聿键的主要依靠是郑芝龙的军事力量，郑芝龙本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后来接受明朝的招安。他虽然拥立朱聿键，但对反清复明其实并不热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又和他是同乡，二人私下里早有秘密往来。

黄道周像

黄道周出师北伐，是隆武政权下最壮烈的一幕。黄道周的弟子大多散布江西，他就请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键要郑芝龙资助粮饷，郑一文钱都不给。黄道周无奈，凭着朱聿键发给的密札，招来门下约百人，但闻风而至的群众有数千人，大家没有武器，就用农具、木棍装备起来，号称“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还组织了“夫人军”作为后援。他们北伐至广信府后，准备攻打徽州，结果大败，黄道周被清兵俘获，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还有用血写的“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郑芝龙后来以征剿海寇为名，自己回到南安老家，完全不顾朱聿键的安危。不久，这位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俘，后死于福州。

郑芝龙降清后，清廷没有对他封王，也没有任命他为闽粤总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后因其子郑成功不肯投降，就把他处死了。

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在朱聿键死后，到广州拥立朱聿键的弟弟朱聿称帝，建元绍武。绍武政权根本没有来得及和清军交手，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就打进了广州城。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四十天。

隆武政权灭亡后，原弘光朝廷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这个政权地盘不小，占有两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但核心在广西，由瞿式耜镇守桂林，形势一度比较稳定。

永历政权是南明政权中历时最长的。包括大顺军余部在内的荆、襄十三家军，以及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先后归附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明政权和明末农民军的联合抗清。在明末官僚中，何腾蛟、瞿式耜都是比较开明务实的人物。但永历政权下的官兵派系重重，矛盾也深，同样无法真正团结在一起。郝摇旗就因受不了官军的歧视，与刘体纯等人仍然屯兵在荆襄地区，后来发展为夔东十三家军，永历政权也管不了，从而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但是，在顺治四年，情况有了一点改变。在广东的清军大将李成栋和在江西的大将金声桓等，分别在广州和南昌打出了反清的旗号，表示依附永历政权。李成栋还派人接朱由榔回到肇庆，并与金声桓一起策划夺取赣州，打开广东北上江西的通路。这一变化，使永历政权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会。不久，何腾蛟的部将收复了全州，瞿式耜的部将围攻永州，李过、高一功攻打长沙，北上汉水。不过，李成栋与金声桓二部未能实现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没能与永历政权的其他力量有效联合，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他们都被清军逐一击败。

顺治六年初，湖广地区以荆襄十三家军为首的抗清武装因内部矛盾，致使首将何腾蛟被清兵俘杀，抗清力量被瓦解。顺治七年底，清兵大举攻入广西，瞿式耜、张同敞（总督，张居正的后人）都被捕杀，桂林丧失，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只好依附孙可望、李定国，辗转至贵州、云南等地。孙、李二人却为了争夺权位，矛盾激化。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则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后投降。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腾越（今腾冲），再由腾越逃入缅甸。李定国沿怒江一线设了三道埋伏，都被吴三桂攻破，但是也遏制了清兵穷追猛打的势头。后来到康熙元年（1662），缅甸当局把朱由榔移交给清政府，吴三桂用弓弦将他绞死，一说是被逼死的。李定国得知这一消息，也悲愤而死，坚持了差不多十五年的永历政权，由此灭亡。南明的历史宣告终结。

在顺治朝的前八年，顺治本人基本无所作为，政权为多尔衮等把持。此后十年间，军事上的进展主要依靠洪承畴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等统帅的满汉联军镇压抗清武装力量，使南明最终灭亡。政治上，依靠的是满汉文臣的共同辅佐。这就使清朝的开国局面逐步走上正轨，为以后康乾盛世的到来，奠定了重要基础。

顺治八年，十四岁的顺治大婚，皇后是蒙古亲王吴克善之女，原是多尔衮所选，因而顺治一开始就不满意，过了三年就废了。十九岁时，他又热恋弟媳妇襄亲王妃，痴心多情，使他弟弟羞愤而死，顺治乘势将弟媳妇纳入宫中，封为贤妃。据说，这就是著名的董鄂妃，是建州董鄂部人，当时她才十八岁，入宫才一月，被晋封为皇贵妃，次年产下一子，封为崇亲王，顺治还希望立为皇太子，不料夭折了，这是顺治十五年正月的事。到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也死了，顺治更是伤心，几欲自杀，还剃了头发，说是要出家当和尚，被太后阻止。

顺治在宫中的养心殿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关于顺治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

《清实录》中这样记录道：顺治十八年正月壬子（初二日），“上不豫”，很快病情加重；初六日夜，“上崩于养心殿”，接着遗诏迅速颁示天下。从顺治生病到死亡极短的时间内，宫中的活动都是在消灾祈福，还派人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6]

据考证，顺治死于痘疫。也有人考证说，他的确是到五台山出家了。他的遗诏是孝庄太后主持拟的，顺治在遗诏中的自责其实是孝庄对其不满的表达。后一说法没有什么确证，不太可信。不过，顺治与一些和尚往来后，喜好佛法，颇悟禅机，向佛之心可能也是有的。据说，宁波天童寺的一位长老就讲过，顺治曾自言其前身是和尚，礼佛之情甚殷。

顺治临死之前的遗诏，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罗列了十四条罪过，堪称“罪己诏”。这份遗诏，还经过御前大臣的三次修改。在遗诏中，首先，顺治自谦从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皇太后慈育的隆恩，也无法回报，反而让太后哀痛，“是朕之罪”；接着，在诏书中一一罗列自己的“罪过”，包括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才，财政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生活上靡费甚多，与廷臣接见也比较稀疏，好虚文之举，不能省改，等等。最后，他在诏书中要求：“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忠心辅保幼主玄烨。

不过，《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结尾，对顺治一生有很高的评价：“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

顺治的宽仁爱民、勤政理国，是应该肯定的。这是后来人对顺治的认识，也是对这个年轻君王不幸人生的一种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