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京，清朝惊天巨变

相对于关外“大清”日益强盛的发展态势，关内的明朝统治则显得疲惫不堪，天灾人祸不断。明军与清军在山海关外的战争已到了最后阶段。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皇太极病死，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在清代被尊称为世祖。由于年幼，由叔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年号顺治，将第二年甲申年（1644）改为顺治元年。

在皇太极时代，汉人、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曾建议多尔衮应该趁中原内乱纷起，进入关内，占领北方地区。多尔衮统领了三分之二的满洲、蒙古兵准备入关。明降臣洪承畴上疏说，清军兵强马壮，中原流寇完全可以一举荡除，入关的目的，在于灭“贼”，建立大统。他提议：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民众，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城下之日，官吏悉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者，破格封赏，此要务也。[2]

他们的策议，显然对多尔衮的军事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多尔衮像

1644年，为清军的顺利入关创造良机的，是李自成进军北京。

当时，正处于三方鼎峙、相互牵制的复杂格局之下，北京地方官绅军民的心态与行动也是相当复杂的。反对农民军，是要维护明朝的大统；抵抗清军，是要保护民族国家的立场。明王朝的决策有时又游移不定，似乎“攘外必先安内”总是最后的选择。不曾想，农民军却很顺利地进入了北京。(www.xing528.com)

早在1643年，京城流行一种怪病，说是有人身上长出赘肉，会化脓，然后暴死。到1644年初，又流行呕血病，十分恐怖。后来有人分析说，当时流行了鼠疫。同时天气也很糟糕，沙尘暴一日三见，少的时候隔两三天就会来一次。整座京城仿佛死城，使人感觉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

数量不菲的官员们在干什么呢？也许在祈祷禳灾，也许还在搜刮财物，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是在“忧国”，因为大批暴怒的农民正在快速接近京城，关外还有清军铁骑的虎视，这都让他们坐卧不安。

孝庄皇后像

三月份的一个夜晚，有个叫曹化淳的太监，居然不顾崇祯帝往日的信任，将外城西面的广宁门打开，使农民军顺利进城。十八日，早已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还充当李自成的谈判代表，用软梯进入内城，要求崇祯逊位，遭到严词拒绝。当天夜里，崇祯听说外城已被攻破，徘徊不能就寝，就同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岁山，今景山），望着城内，已经是烽火烛天。

两人回到乾清宫，崇祯写了朱笔手谕：“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即命内臣将手谕拿到内阁。谁知那些阁臣早已逃走了。崇祯与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皇后恸哭道：“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憾！”语气凄怆。崇祯叫左右进酒，连喝了十几杯后，大声传呼，让两宫娘娘与懿安后马上自尽，说：“莫坏皇祖爷体面！”接着又叫道：“传主儿来！”也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和定王。三位皇子还穿着日常礼服，崇祯骂道：“此何时，弗改装乎！”下令让内侍给他们换上破衣服，然后，拉着他们的手告诫道：“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实尔父之罪也。然尔父亦已竭尽心力。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之中匿形迹、藏名姓，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戒也！”国破家亡之际的嘱托，更令人悲泣。崇祯到中宫，看到皇后已经自杀身亡，就到寿宁宫，十五岁的长平公主正在哭泣。崇祯叹道：“汝何故生我家？”挥剑向她砍去，长平公主的左手臂立时断了。崇祯又到昭仁殿，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砍死了。接着，在宫中被崇祯砍死的还有袁贵妃及妃嫔数人。崇祯又召王承恩进宫谈话。两人喝了一会儿酒，时漏下三鼓，就一起换了衣服，带了几十名太监，出东华门后，一路经齐化门、崇文门、正阳门、安定门，都没有可逃的生路。漏下五鼓时，他们回到了御前殿。崇祯拿着自鸣钟，要召集百官，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来。崇祯绝望之下，遣散了太监，到煤山上吊自杀了。陪他自杀的，仍是王承恩。据记载，当时有人找到了崇祯死前留在衣服上的血诏。崇祯写道：“朕登极十七年，致敌入内地四次，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也有记载血诏的内容是：“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臣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杀，百姓不可杀。”[3]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充满了崇祯的自责之情、对百姓的爱护之心，甚至宁愿让人残毁他的尸体，以求不伤百姓一人。

第二天，在兵部尚书张缙彦的主动迎降下，农民军开始大批进入内城。一路上，市民百姓已得到招呼，都在门前摆设代表李自成政权的“永昌”香案，在门上写上“顺民”二字，以求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