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邑周边磁峰镇的金城白瓷窑：中国陶瓷史的崭新一页

中国白瓷史上，通过对出土瓷器的考察研究，专家学者们一直认为“北白南青”。诗圣杜甫的一首诗却打破了这一观念，使白瓷史海逐浪掀潮，波诡云谲，雾嶂神秘。

杜甫的诗名为《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衰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时乃唐上元初年（公元760年），杜甫与诗坛挚友韦班交往甚密，索要一瓷碗经仔细端详后为碗之精美所赋。韦班时任大邑县令，常陪同杜甫观城池、赏市井、游山水、赋诗词。有一次在大邑游玩时，他想到家中碗少，就向韦班索要。他拿到碗后，见制作精美，可惜家境贫寒，实难与此瓷碗相匹配，故赋诗以赞，同时对自己穷困潦倒的日子抒发幽怨之情。这首昭明于史的诗歌轰动整个白瓷史学界，于是，四川省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及诸多专家学者趋之若鹜，纷纷到大邑寻找白瓷的产地与窑址。大家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踏遍整个大邑城乡，却连杜甫笔下所写的白瓷碗的一块瓷片也没有发现，更不用说生产白瓷的瓷窑了。大家又到大邑周边县区寻找，仍然没有找到杜甫笔下的白瓷窑址。后来发现的邛窑^[3]都是青瓷产地，与杜甫说的大邑烧瓷大相径庭！在资料搜集、查阅、整理当中，大家觉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德坤^[4]先生所著的《四川史前考古》第七章讲得很对。他说，多少世纪来，研究中国美术的专家学者们都在推问大邑烧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哪里才能找到生产杜甫笔下美丽瓷器的窑址？但一直到现在（郑德坤老师撰文时间），这个遗址的准确地点仍未找到。把诗篇作为数据，按一般科学家们的惯例，这是不能接受的。

诗圣在大邑索要了一个碗，就认为是大邑烧的，这个误导害苦了许多专家学者们，实是可悲！那这个精美瓷碗的窑址究竟在哪里呢？踏破铁鞋无觅处，拨开云雾见倩影。无独有偶，苦苦寻觅了多年的大邑烧瓷终露端倪。

金城窑（磁峰窑）牟士良敬施六出花口白釉瓷碗

1953年修彭州段官渠（现人民渠）时，在彭县城北五公里处的金山寺附近挖出了一个白瓷碗，上刻铭文“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计33字。其中“售”为误字，应为“受”。此碗高9厘米，口径22厘米，底部直径8厘米，灰胎，灰白釉，胎薄质坚，菱瓣敞口，敛腹圈足，叩之声脆清亮，符合杜甫笔下的白瓷碗之形态。该碗用竹篾签在碗的外壁刻划的铭文中提到“金城窑”，那金城窑又在何处呢？

初唐四杰之首的文豪王勃在《益州夫子庙碑》（《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三）中说：“冰壶精鉴，遥清玉垒之郊；霜镜悬明，下映金城之域。”这是王勃在介绍司马宇文公讳纯时提到的玉垒郊旁的金城。而他在《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五）中又这样写道：“粤若真元混沌，抱一气于天门；象化童蒙，构三灵于地户。由是金城逆顺，山河假成器之因（这里的‘假’本义是‘借’，可在此处通‘嘉’，见《诗经·大雅·假东》）；玉烛沉浮，风火兆流形之孽。”这是王勃赋中的开篇两句，天地鸿蒙之际，凝气天门。天门一开，乾坤始奠后，日、月、星辰与天、地、人形成，而龙怀山后群山环绕，固若金汤而赋名。“金城汤池”的金城因天地造化而形成美丽的山河。玉烛沉浮，一是指龙怀寺里的香火，二是指站在龙怀山上远看金城山上涌华等寺庙的香火，三是指他曾到过的金城寺前各个庙宇（包括宁寿寺、普照寺等）及盛产陶瓷的普照寺左右前后之香火状况及游览了当地各处山水风光后，看到各瓷窑烧窑时吐出火苗的“风火兆流形之孽”的趋炎附势的盛况。(www.xing528.com)

这样看来，牟士良用竹篾签刻划的金城乡就是现在的磁峰镇了。因磁峰镇才产白瓷，才有诸多的窑场和堆积如山的瓷片。

然而，关于“金城”的说法却各不相同。“金城”，本意是甘肃兰州的别称，因筑城时挖出金子而得名。再因群山环绕，固若金汤，取“金城汤池”之典故而得名。可王勃在彭州九陇县龙怀寺撰文，怎么也不会跑到甘肃兰州。根据史介生平，他从未到过兰州，怎能遐想到那里呢？再则，王勃文赋之名已直指说明，无须妄议。《元一统志》卷五说：“金城山在彭州。”本人就曾亲临龙怀寺及金城寺考察，发现两寺的地理位置一在山前，一在山后，前为龙怀寺，后为金城寺。两寺背后高山交界的巅峰处有人认为是金城山，本人认为不是。王勃在《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中这样说：“龙怀山者，井络之所交会，岷隅之所控带。”这里是说龙怀山在岷山旁，没有说这里就是金城山。又说“金城即阳平化也”，是阳平观之山吗？《彭县志·山川志》里说：“阳平山亦名金城山，长七里，有阳平观，即古阳平化，西南支阜有金城寺。”这个说法有方位上的错误，就以今阳平观为轴心而言，金城寺应该在正西偏北，而不是西南。若与长七里之后的老君山方向对应，金城寺的准确位置可定位于西南了。这就证明了一位学者说的金城山或在老君山或在王勃所说的“攒峰北走，吐沓嶂于元霄”的磁峰之北山了。更有人胡诌，“金城山就在今天的磁峰镇南”，真乃滑天下之大稽！磁峰镇之南是丹景后山七角田和城墙岩，或者是桂花镇的后山云家坡，如果以金城寺为轴心，则金城寺在磁峰之东，若以老君山周围幅面而言，也在磁峰镇之东北，怎么能将金城山定位于磁峰之南呢？可见其纸上谈兵，未深入实际。将实际的地理位置胡乱定位，不但混淆历史、颠倒经纬，而且贻害后之学者；尽管他们置身其境，也实难考证其真伪。“金城”之称，不是磁峰筑城挖到金子而得名，应是根据磁峰山河形貌似我们常写的“金”字，更因《彭县志》说“金城寺并在鹿坪里”，而当时的磁峰场也辖属西乡鹿坪里，可唐代并无西乡鹿坪里之籍称，所以因形而定为金城。《彭县志·专志·地理》第107页说：“这里群峰环绕，自宋以来盛产‘金城窑’白瓷。”看来，牟士良在碗上刻划的金城乡也即在此了。在我写的散文集《山涧的情愫》中《磁峰——古蜀文化衍生的东方伊甸园》一文里就说明了“金城”之由来，这里就无须多叙了。

当然，要说明磁峰就是历史上的金城乡，还得从金城窑的踏勘、发现、发掘说起。但在我写的散文集《山涧的情愫》里面，《金城窑在磁峰》一文中已经说得比较清楚，这里也就不赘文累句了。

金城窑的发现一改“北白南青”的史学观念，为中国陶瓷史增添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