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灭佛对中国佛教的冲击及其影响

思想和信仰环境的变迁，最终以很极端的方式反映在政治领域。唐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不断受到挑战，到了武宗时代，终于出现大规模的灭佛——包括镇压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的活动。武宗灭佛对唐朝世界帝国的定位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此时，亚欧大陆的东段，最为系统、最为有影响的信仰体系就是佛教。经过数百年的演进，佛教文明已经跟中国文明融合在一起。唐都长安成为佛教的中心，各国的僧人、使者往返于本国和长安之间，把相对先进的思想和教义带回本国。后来日本出现的佛教诸宗，其祖庭大多都在长安。但是武宗灭佛及其后中国思想转向古典主义，使中国实际上放弃了作为佛教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武宗的灭佛动机比较复杂，除了思想背景和政治考虑之外，学界也往往提到财政困难说，认为唐武宗时代，佛教寺院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时，全国的大中型寺院将近五千座，僧尼三十多万，而寺院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随着寺院经济的膨胀，逐渐形成了宗教僧团同世俗权力冲突的局面。武宗的灭佛，从事实上说，确实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在武宗灭佛之前，佛教受到刻意抑制已有端倪。武宗之前，穆宗、敬宗、文宗皇帝仍循例作佛事，白居易等唐朝士人也多与僧人交往。到了唐代中后期，中国的思想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敬宗已酷信道教，文宗时代开始有毁法之议，认为“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杜牧《杭州新造难亭子记》，《全唐文》卷七五三）。武宗会昌五年（845）开始的毁法运动将打击佛教推到极致。当时日本僧人圆仁恰好到唐朝求法，亲眼目睹了灭佛的种种情形，记载于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灭佛，但最为惨烈的当属这次武宗镇压佛教的运动。会昌元年（841），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不祥气氛，外国僧人纷纷请求离开唐朝回国。南天竺三藏宝月入朝，不先咨开府，从怀中突然拔出表呈给武宗，请许归国，因犯越官罪收禁。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不放宝月归国。这一年的八月七日，圆仁也上表请求回日本，照样未获准许。此时执政的李德裕也支持武宗的灭佛政策。到了会昌二年（842）三月，李德裕上奏，发遣保外无名僧，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至此，武宗灭佛已显露端倪。五月二十五日，武宗使人发牒勘问外国僧艺业。五月二十九日，敕停供奉大德、两街各二十员。到了秋天，武宗于十月九日下敕，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并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后左街功德使奏，准敕条疏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进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一千两百三十二人。右街功德使同此，还俗者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在地方上，也遵照执行。所蓄奴婢，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二人，其余任本家收管，无本家者由官府出面货卖。

鎏金银茶碾（法门寺出土）。饮茶为唐代时尚。茶碾子由碾座、碾槽、碾盖三部分构成。碾底有文。轴饼面刻有唐僖宗小名“五哥”字样。869年，此碾与其他器皿一起被皇族捐给扶风的法门寺。

会昌三年（843）五月二十五日，勘问诸寺外国僧来由。六月份，武宗又下敕斥佛本西戎人，佛经典籍为胡书。但是圆仁前后求归国百余次，均不获准。武宗的灭佛相当全面，会昌四年，他下敕不准供养佛舍利，违者严厉惩处。种种抑制佛教的行为伴随着谣言纷起，据传道士奏云，孔子言黑衣继十八子为天子。黑衣者，僧人；十八子者，李氏。而武宗为唐第十八代。凡此种种说法，更加坚定了武宗灭佛的决心。到了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法难发生了。武宗下令拆毁全国的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据圆仁记载，长安城坊佛堂被毁三百余所，全国范围内拆毁的更多。同时天喜爱尊胜石幢、僧墓塔等也被下敕拆毁。十月，又下敕拆毁天下小寺，经佛移入大寺，钟送道观。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敕还俗，长安城中于是又拆毁小寺三十三所。会昌五年（845）三月，武宗下敕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并及财物。令都中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中书门下检勘。并分城中寺舍奴婢为三等，分别收遣。差不多在同时，又敕令天下诸寺僧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籍，后又扩大到五十岁以下的僧尼还俗。到了五月末，长安已经没有僧尼了，寺院只留下三纲检理财物，结束后也要还俗。外国僧人没有祠部牒的，也必须还俗，送归本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敕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惟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又将僧尼改隶鸿胪寺。(www.xing528.com)

寺院原先有悲田院，救济贫困者，僧尼还俗后，这项社会慈善事业也归政府安置。李德裕建议将悲田坊改名养病坊，于乡闾中选人主持（《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圆仁记载，唐国僧尼本来贫穷，尽令还俗后，无衣可穿，无食可吃，引起社会动荡。

武宗灭佛虽然得到了李德裕等大臣、儒家、道士的支持，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未达成共识。比如代表宦官集团的仇士良就对这一政策颇不赞同。根据圆仁的记载，会昌三年（843）正月十八日，仇士良有帖，唤长安城中的外国僧人第二天见面，包括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僧圆仁及弟子惟正、惟晓等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共二十一人。仇士良本身信佛，所以对这些人多加抚慰。另外，唐朝中央推行的灭佛政策，在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藩镇并未得到认真推行，所以佛教得以部分保存。

尽管如此，唐武宗灭佛对佛教的打击仍属历史上最为酷烈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佛教仍在蒸蒸日上，虽然佛教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是其作为中国人主要信仰的地位并未丧失，在当时仍有不少僧人挺身而出，舍身护法。遭到迫害的佛教也博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仰。所以在灭佛的君主死后，佛教就卷土重来，出现更加蓬勃向上的势头。比如北周灭佛时的慧远，与北周武帝激烈辩论；到了隋代，在隋文帝的支持下，他已经成为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但是，唐武宗的灭佛，发生在中国人心灵结构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时回到古典时代、排除佛教因素的思想运动愈演愈烈，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为，“三代已前，未尝言佛，魏晋之后，像教寝兴。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耗蠹国风，而渐不觉”（《唐会要》卷四七）。所以在武宗灭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僧人的激烈抗议，也没有看到朝臣士人的反对声音。佛教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信仰体系，到了武宗灭佛的时刻，似乎已经失去了之前朝气蓬勃的气势，社会大众也似乎接受了佛教不可避免地衰落的事实了。

武宗灭佛，对中国佛教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寺院经济遭到打击，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佛教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加上思想世界的变化，曾经处于知识、思想、文化、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佛教从此走向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世俗化道路。这一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从最小的层面上说，由于拆毁佛教建筑，导致留存到今天的唐代建筑非常少。而日本的京都等地，气势恢宏、令人赞叹的佛教古建筑，就是模仿唐朝而建造的。如果当时长安、洛阳的那些伟大的寺院能够保存的话，将是多么伟大的遗产！

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后即复兴佛教。但是大势已去，此后佛教已然衰落。咸通十四年（873）懿宗迎佛骨，不久去世。即位的僖宗下诏将佛指舍利送归法门寺，仪式非常简单。所在香刹，也下诏铲除。当时已知的世界文明，包括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逐渐在欧洲站稳脚跟，在此后的一千年中，都笼罩着欧洲大陆；伊斯兰世界则从阿拉伯拓展，往西进入非洲、土耳其、西班牙，往东进入波斯、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到达中国的陕西、甘肃；佛教世界则从西北印度、中亚逐步萎缩，乃至在中原也失去根据。中国作为佛教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在武宗灭佛后已然放弃。虽然日本佛教诸宗仍认同长安的寺院是其祖庭，但是对中原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此后，儒家思想重新焕发活力，改头换面，成为主导的伦理和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