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灿烂辉煌与突然终结

玄宗上台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君主权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对外的政治和军事拓展取得了极大进展，唐朝呈现出高度繁荣、文化辉煌灿烂的局面，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之一。“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唐代郑棨《开天传信记》）。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玄宗本人还精于音乐、诗歌和书法，对道教、密宗等宗教哲学也有相当了解，他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不断出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可以说，在唐朝中后期的人看来，玄宗是一个悲剧英雄。唐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是却从顶点迅速滑落下来。这一转折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唐王朝兴衰本身，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重宝函（唐代，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盛唐壁画，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社会生活。

玄宗通过一系列改革打击贵族政治，尤其是抑制皇室子弟对皇位的野心后，政治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飞扬跋扈的太子、亲王、公主变成了宦官监视下居住的囚徒，贵戚大臣无法再通过投机不同皇室子弟组成的阵营谋取政治利益。宦官的权力开始上升，从玄宗开始，高力士等宦官可以获取三品以上的高位。但是宦官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皇帝，离开皇帝他们就失去了根本，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宦官是皇帝权力的延伸。皇帝权力加强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宰相制度的变革。玄宗时代，三省六部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书、门下、尚书省的权力制衡和职能分工消失了，宰相人数下降到四人以下，兼有制定政策和推动实施的大权。门下省和中书省合并，尚书省成为政府的执行部门，其长官不再参与政策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中枢体制似乎在向内阁首辅模式演进。玄宗时代的每个时段，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强有力的宰相负责中央政府的政务运作。开元前期，这一权力在姚崇和张说之间轮替。最初是姚崇排挤了张说担任宰相，姚崇死后，张说长期把持朝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而玄宗本人在强力宰相执政的同时，更多地依靠从集贤院和翰林院等机构选拔资历较浅的官员帮他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加上作为他权力延伸的宦官，玄宗能够绕过正常行政手续将自己的意图付诸实施。但是显然，玄宗后期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比如宗教，使重要的权力落在“内阁首相”的手上。

733年执政的裴耀卿、张九龄也非常胜任。在他们上任之前，唐朝大范围发生自然灾害，730年、731年、732年都发生了洪水。到了734年，由于粮食供应不上，朝廷只好迁往洛阳，并且派大臣去受灾的州县赈灾。裴耀卿锐意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他主持下，对长安的运粮路线不再从陆路洛阳运到陕州。新的路线是直接溯河而上，减少了运输费用和人力浪费，此后每年转运到长安的粮食大为增加。唐朝中央政府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因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洛阳来。二十多年后，经过长达一百五十年和平的洛阳，本来作为帝国东方堡垒的地位被忽视，在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中，被安史叛军轻易攻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东、西两京体制实际上已经瓦解。

导致安禄山叛变几乎摧毁唐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唐朝的军队改革。唐朝的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卫士挑选壮丁充当，从二十一岁入军，到六十岁免役。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遇有战事发生，卫士要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在这种体制下，领兵的将领和兵士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有效地防止了军队将领以军干政。而且，府兵制的重点是首都。围绕在长安周围集中了最多的折冲府，这种内重外轻的安排，对唐帝国定都西部，以西北之兵马控东部之民具有重要意义。玄宗早期，首都的南衙卫兵不但地位下降，人数也在减少。723年玄宗封禅泰山时，宰相张说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十二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改称彉骑，分隶十二卫，后又散入羽林军。南衙十二卫在安史之乱前夕，作为一支整体的战斗力量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皇帝控制的最直接的军队是北军，北军在历次宫廷政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在731年玄宗刻意打压了其将领王毛仲等，北军有所削弱。因为长期不打仗，其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甚至雇佣替身或者派遣家仆代替他们当兵。所以，北军也成了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政府根本派不出一支真正能够野战的军队与叛军对垒，只能依靠其他边防军来拯救自己。749年，宰相李林甫停止了府兵到首都服役。到这时，府兵已经完全成了没有组织、没有军官、没有武器装备的名义上的军队。此后，唐朝的军队几乎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而国家负责供养它们。(www.xing528.com)

兵制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适应了唐帝国对外的拓展。因为长期的征战，不允许定期的换防，而需要专业化的可以长期作战的长行兵。而内部似乎天下太平，国家繁荣，不需要供养那么多军队。在和平时期，这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体制。但是在兵制改革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唐朝军队大量集中于边疆，而国内兵力微弱的局面。为了应付对外作战，唐朝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节度使后来取得了专制的军政大权。天宝元年，唐帝国的边防军兵力达四十九万人，而且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中央政府根本没有与之相比的兵力可以调遣。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比如李林甫、牛仙客等都挂名节度使，可以稍微掌握一定的作战兵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将入相”是较为有效的控制强大边防军的手段。节度使如果有杰出的表现，可以到长安做宰相，而宰相也可以出去领兵。但是这种情况在李林甫和杨国忠时代遭到了破坏。宰臣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启用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做宰相的外族将领，给安禄山的叛乱提供了良机。其实安禄山本人也希望能够出将入相，到长安做名副其实的宰相。杨国忠对安禄山采取的极端排斥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安禄山的叛变。无论如何，兵制的改革，在唐朝对外的作战中展现了它的优势。在李林甫掌权初期，复兴的东突厥覆灭了，而对唐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吐蕃和契丹，都被唐帝国的军队打得处于守势。但是这一切成果，都在安禄山的叛变后灰飞烟灭。

玄宗中期，宇文融、李林甫、王鉷等以行政能力著称的官僚当政。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一直扮演着首辅宰相的角色。李林甫与安禄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伙伴的关系，但是李林甫与后起的杨国忠关系紧张。而且安禄山对才能平庸的杨国忠“视之蔑如”，两人关系绝非像官方史书描述的那么紧密。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刚死，杨国忠就诬告他谋反，玄宗追削林甫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杨国忠代替李林甫执政后，安禄山与唐中央政府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杨国忠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他还清除了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韦陟贿赂吉温为他说情，又写信给安禄山求助。结果杨国忠不但把韦陟贬逐，还把吉温处死。安禄山在中央政府损失了不少盟友。

杨国忠等不断上告玄宗安禄山要反，欲置之死地。天宝十四载（755），杨国忠指使京兆尹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搜索造反的证据，甚至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送到御史台处决。这些极端的手段，等于将安禄山逼到了必反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的反叛，杨国忠清除政敌、巩固个人权力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唐人杜佑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兵典》）也正是杨国忠，在哥舒翰屯兵潼关，阻止安禄山大军西进的时候，担心哥舒翰图谋自己，通过玄宗压迫哥舒翰出兵决战才使得整个局势一败涂地。

粟特石棺床局部。安禄山具有粟特人血统，同时也利用祆教为自己的政治活动造势。

此时，安禄山控制的三镇兵力约十九万人，占当时边兵的百分之四十，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可以说，其兵力足可以与整个唐朝对抗。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朝廷，请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杨国忠、韦见素等人上奏玄宗认为安禄山反叛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时，玄宗君臣计划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离开军队到长安担任宰相，但是最终也没有发出诏书。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率领所部及由同罗、奚、契丹和室韦人组成的军队共十五万人南下，安史之乱爆发。雇佣军的叛乱虽然没有颠覆唐帝国，但是最终成为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