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来被视为中国诗歌水平最高的黄金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中国自《诗经》、《楚辞》、《汉赋》、《乐府》以来一直有作诗的传统。隋唐除了承袭古体诗的体裁,亦同时发展出结构更为工整的近体诗,如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对押韵、平仄等有更严格的要求。留存到今天仍有两千两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唐代涌现了大量杰出的诗人,突破旧有的文学形式,使唐代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唐代前半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时期,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思想包容,各种文明的交汇,给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文明的融合,造就了唐诗的成就。
唐诗大致可分作四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初唐通常指唐朝建国至唐玄宗之前的约一百年,盛唐指唐玄宗至代宗的约五十年,中唐是德宗至文宗的约五十年,而晚唐则是文宗后期至唐朝灭亡的约七十年。实际上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分界。隋代和唐初的诗人,大多出身贵族,风格承袭南朝余绪。到了高宗时代,诗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成为诗坛的佼佼者。从选题上看,他们开始描写城市和边塞的生活,有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意涵。陈子昂(661—702)排斥南朝齐、梁彩丽竞繁的风格,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但是并不是说齐梁旧风就此消失,实际上各种风格仍能同存。比如沈佺期和宋之问就能创作出不同于陈子昂风格的佳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子昂是复古派,追求的是汉魏风骨,但是却以复古而开拓。此时律诗体制渐次完成,格式固定下来,五七言绝句地位亦提高。
开元、天宝时期是大家追忆的盛唐时期。不但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度,而且唐朝对外处于开拓攻势,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这时的诗人发展了诗歌的各种风格和形式,流派众多,缤纷灿烂。随着唐朝拓边,边塞诗兴起。唐代“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文明的前期并不稀见。宋代之后却转换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拓展与收敛之区别一目了然。边塞诗代表人物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作品多描写边塞瑰奇风光和军旅战争生活,表现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诗风奔放雄伟,富于浪漫气质,气象雄浑。王翰的《凉州词》描述长征战士的豪迈与不惧生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昌龄描写唐朝军队的气势与战斗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当时唐朝开拓疆域的描述。宋代的诗歌中,就较少出现战马、边塞、战争的内容。
杜甫像轴(元代佚名)。图中所绘唐代诗人杜甫侧身拱手,头戴竹笠,凸显一派儒雅文士之形象。
有边塞的安全,就有隐逸的生活。山水田园派的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描绘了恬静的田园和幽寂的山水,作品以五言为主,描写出人们追求清静闲适的精神生活。但是也有像高适这样描写农民疾苦、关心家国命运的现实主义诗人。高适还创作了不少著名的边塞诗。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李白能够汲取魏晋以来优秀的诗歌传统,又能采撷各种文明因素开拓创新,其作品雄放无比,线条大刀阔斧,手法变幻莫测,并不屑于精雕细琢,但是却最贴近自然。从他的诗歌中,可以读出唐代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人们思想的丰富与自由。与李白相比,杜甫(712—770)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多取材政治兴亡、百姓疾苦、社会动乱等等,诗歌中带有深厚的儒家色彩,悲天悯人,被称为“诗圣”。杜甫律诗注重声律对仗,语言锤炼,为历代典范之作。风格多样,或雄浑奔放,或清新细腻,主要风格为沉郁顿挫。杜甫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忧伤和痛苦中度过的。生活的体验反映在他的诗歌之中。尤其是安史之乱后造成的社会摧残,让他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组诗《三吏》、《三别》等一系列杰出诗篇。不过,虽然杜甫被认为是“纯儒”,把伦理纲常,特别是忠君视作立身的最高准则。但是,即便是像杜甫这样的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心灵结构在他身上也彰显得非常清楚,其思想里面有着深厚的佛道成分。在杜甫身上,既有佛道自认追求超越的存在境界(道,方外,出世间),也存在儒家的影响(世俗,尘网,区中)。在三教盛行的唐代前期,士人入仕则言儒,在野则归宗佛道,是普遍的现象。从表面看,杜甫既有深厚的儒者意识,又有佛道思想,好像他的心灵还属于东晋南北朝以来典型的“外儒内道”、“外儒内佛”形态。(www.xing528.com)
中唐以后,唐诗发生转折,浪漫主义精神衰颓,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贞元、元和时期,唐朝出现中兴气象。诗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和元稹成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新乐府运动为主要潮流。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些诗的代表作品。元稹的艳体诗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而韩愈、孟郊和李贺为奇险派诗人,比较偏重艺术技巧的新创,奇险冷僻。韦应物、刘长卿、柳宗元则是山水田园派诗人,柳宗元山水诗尤峻洁清丽。到了晚唐,唐诗风格也发生变化,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是其代表人物。皮日休和陆龟蒙是社会派诗人则以诗歌讽刺现实。唐诗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至今古体诗和近体诗仍然流行。唐诗中的典故也频繁为人所引用。唐诗的高度繁荣,跟唐朝开放自由的文化、思想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佛教的繁荣和思想的变迁,加上当时书法、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处于一个繁荣期,彼此影响,进而开拓了一个唐诗的时代。唐诗传入日本、韩国,对当地文化发展和文明的塑造发挥了一定作用。
敦煌壁画“像犹幻镜”
除了唐诗,唐代佛教昌盛,佛经大量翻译,在寺院中时常开展俗讲,俗讲的话本叫做变文。从印度等地传入的梵呗、唱导也传入中国,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歌唱赞偈,又用通俗的语言,夹叙夹唱,来宣传佛教教义。唐代长安的一些寺院,俗讲非常有名,乃至皇帝都去听讲。俗讲僧文淑以“其声宛畅”而享有盛名,“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这既是一种宗教活动,又是文化活动,丰富了长安的日常生活。变文除了演绎佛经故事,比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以外,还有《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多种。这些都是以古代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当代人物作为题材的。变文对于传奇小说以及后来的民间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
《维摩诘经变》(盛唐,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103窟东壁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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