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西行求法运动与佛教本土化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佛教从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传到我国的新疆地区，东汉时传入内地，此后数百年中，到中土传播佛教的僧人都是来自古印度和中亚各国，还没有内地僧人主动出国求取佛教经典。从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开始，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官方派遣西行求法取经，这就是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运动。西行求法运动绵延千年，是中国历史和亚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断给中国输入外来的知识、信仰和精神元素，而且也促进了东方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地的衰落，中国逐渐成为佛教的中心，佛教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携虎行脚僧幡（唐代绢画）。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物，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表现从印度取经归来的僧人，与虎相伴而行。

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在东晋时期，隋唐时代中国佛教日渐自信，但是西行求法依然是连接各处佛教的重要途径。而且唐朝诞生了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对文化交流和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之后，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彻底衰落，虽然仍有零星的求法僧人，但是已经对中国文明没有太大的影响。

《摄大乘论》书影

玄奘（600—664）是河南缑氏人。贞观三年（629），他离开长安，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他的西行并未取得官方的批准，所以可以说是一次偷渡行为。最初他跟一群商人一起上路，到达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不同意他西去，最后在当地高僧的帮助下，他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洲。虽然朝廷命令玄奘返回的访牒已经抵达瓜洲，但是瓜州刺史为玄奘的精神所打动，放他西行。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靠着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他穿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如果不是中途找到水源，也许玄奘也就葬身黄沙之下了。出了大沙漠，玄奘经过今天的哈密抵达高昌国，得到了高昌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挽留。最后玄奘以绝食相要挟，才获得放行，玄奘许诺取经返回之后在高昌讲经三年。从高昌国经过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国家，玄奘终于在离开长安一年之后到达北印度。

进入印度后，玄奘到处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贞观五年（631）玄奘进入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这座寺院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大学，在那里学习的僧徒经常在万人以上。主持者戒贤法师为玄奘的宗教精神所感动，破例为其讲授《瑜伽论》。玄奘的语言能力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数年后，玄奘的佛学造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在那烂陀寺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虽然不断有师子光等高僧对玄奘的学问进行挑战，但是都没有挫败玄奘，反而使玄奘的声誉更加远播。根据玄奘自己的描述，他刻苦钻研佛教，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甚至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来邀请他去该国讲授佛经，被拒绝后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也请玄奘去该国讲学。两国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根据玄奘自己的讲述，他在这次学术盛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博学名声，折服了整个印度。

虽然玄奘在印度取得了极高的声誉，他还是选择回国。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收集的佛经佛像，踏上归国之路。他的回国受到了戒日王和印度高僧的挽留，并指出印度是佛土，而唐朝处于边地，为何要舍弃佛土而去边地。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吸引力。当初法显西行求法时，同去的道整法师就羡慕印度僧团的威仪盛况，发誓留在印度不再返回中土，法显则毅然决定独自返回。玄奘回到唐朝，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玄奘带回佛经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在太宗的支持下于长安弘福寺进行翻译。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一千三百多卷。玄奘精通梵汉文，所以翻译质量较高，并且对汉语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印度”，原先翻译为“身毒”或“贤豆”，玄奘将其修正为“印度”。玄奘也奉太宗的命令把《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从汉语翻译为梵语。

《观无量寿经变·乐舞图》(www.xing528.com)

在玄奘返回时，唐朝正在计划把势力深入到中亚腹地。玄奘的到来，为唐朝收集相关情报资料提供了方便。唐太宗在洛阳召见玄奘的时候，就敦促他将自己在西域、印度的见闻撰写成书。于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贞观二十年（664）七月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分为十二卷，十余万字，详细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余国和得之传闻的二十八国的情况，描述了其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玄奘的西行求法，直接沟通了唐朝与南亚的联系，促进了唐朝跟天竺各国的交往。玄奘不愧是一位凿空而中开王路的先驱，在宗教、交通、翻译、撰述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

盛唐高髻女俑

玄奘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他曾试图树立高宗之子李显，也就是后来的中宗为佛教领袖。中宗即位后追述其与玄奘的关系，继续将佛教作为支持自己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玄奘不但在给太宗、高宗的上表中将中土的天子描述为转轮王，而且在给印度的旧识写信时，也将唐朝皇帝的统治赋予转轮王的特点。永徽五年（654）春，法长（Dharmavardhana）返回印度，玄奘写信给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Jñānaprabha）。在信中，玄奘讲道：“即日大唐天子圣躬万福，率土安宁，以轮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经论，并蒙神笔制序，令所司抄写，国内流行，爰至邻邦，亦俱遵习。虽居像运之末，而法教光华，邕邕穆穆，亦不异室罗筏誓多林之化也，伏愿照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也就是说，玄奘给自己在印度的师友讲，大唐的佛教已经跟印度本地的佛教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唐朝皇帝有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仁慈，其统治也如转轮王一般无二。尽管晚年的玄奘因为卷入党派斗争而有些落寞，但是麟德元年（644）当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院去世时，仍得到了高宗的追念。

玄奘以后，又有义净（635—713）前往印度求法。义净是唐代仅次于玄奘的重要求法高僧。与玄奘不同，义净选择了从海路前往印度。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从今天的广州乘波斯商船前往印度。途经室利佛逝国，居留半年学习佛法。然后再乘船抵达印度。与玄奘一样，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而且在印度瞻仰圣迹、拜访高僧。685年，他离开印度再次回到室利佛逝，在那里居住了七年。

义净在武周政权宣扬符命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90年，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并极力宣扬自己佛教转轮王的神圣地位时，义净请在室利佛逝国结识的来自沣州的大律法师携带他的著作（包括《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所译经文十卷到洛阳呈给武则天。也就是在这一年，沙门怀义、法明进《大云经疏》言武则天为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武则天对义净此举相当嘉许，证圣元年（695），已经六十岁的义净启程北上，并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武则天对义净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可谓前所未有之礼遇。义净带回的是“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武则天得到一本玉册，上面有十二个字，无人能识，义净将其释读为“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于是武则天上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赵明诚撰《宋本金石录》记述《圣教序》）。尽管义净参与政治宣传，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仍是佛经的翻译和相关著述。他先后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翻译出经典六十八部二百八十九卷，大部分都是戒律方面的典籍。另外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的情形，包括寺院生活、僧团制度等等，对于了解印度和东南亚古代的历史以及佛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从贞观十五年（641）到天授二年（691）五十六位求法高僧的事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涅槃变局部（中唐，现存于甘肃敦煌莫高窟158窟南壁西侧）

天王、力士、菩萨像（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