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玄宗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终结

隋唐两代藩王纵横捭阖从而影响政局的情况在玄宗上台以后发生了逆转。玄宗在动荡激烈的政治局面下，起于藩邸之间，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夺取皇位，深知强势诸王对皇权的威胁，于是有一系列改革出台。可以说，玄宗开元年间围绕亲王政策的变革，是终结贵族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唐玄宗在姚崇的帮助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从而大大限制了诸王的权力，世家大族成员无法再从投机不同继承人集团的做法中获得政治好处。唐中叶直到宋代，都受益于此次改革。马端临评价道：“自（唐）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阁；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文献通考》卷二七六《封建》）

睿宗上台以后，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宋璟就提出：第一，出宋王（睿宗嫡长子）、邠王（高宗长孙）皆为刺史；第二，罢岐王、薛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第三，太平公主于东都安置。但是由于太平公主的干预，最后没能实行。所以改革要等到玄宗上台以后才得以进行。开元元年（713），玄宗一举铲除太平公主集团，逼迫睿宗交出实权，从此正式执掌唐帝国的命运。玄宗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此时就是稳定政治局面，其关键就是抑制诸王的影响。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作宰相，他们在稳定封建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压平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

《瑞应图》（敦煌P.2683）描绘的黄龙。因为李唐以土德自命，黄龙出现被视为大瑞，政治宣传中多有黄龙出现，比如玄宗上台之前即以黄龙为自己的符瑞。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期，“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玄宗开元七年享太庙乐章第十六首《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的歌词就有对此的歌颂，所谓“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开元初期密集推出，是非常有系统的举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与亲王担任地方官职的改革。诸王出镇或者外刺，朝廷初衷是希望他们成为中央的屏藩；同时，专制国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将诸王摈弃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们无法影响皇权的稳定。唐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将有政治号召力的李成器等亲王都遣往地方担任刺史，而且并不负责具体管理，只挂虚名，并形成规矩。而且，为了防止诸王跟地方形成过分紧密的联系，诸王经常更换辖州，不使其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比如豳王守礼在开元初，走马灯似地先后担任虢、陇、襄、晋、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并上佐知州。亲王外刺从制度上不理州务，从这时开始。这些政策是针对已经成年的宗室子弟，对于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遥领节度使、大都护等，并不出阁。唐开元以后，除了玄宗的兄弟外，其他诸王都没有再外任地方官职的。后来的一个特例是永王李璘，借安禄山之变，拥兵西南，但不久败死。从整个制度来说，执行得是比较彻底的。到了开元九年（721），玄宗已经当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稳固，“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这样，从制度上更加统一，诸王都不出外，玄宗兄弟的特例也被消灭了。自此以后，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职，成为政治传统。亲王出镇外刺，至此完全结束。

第二，僚佐体制改革——疏离亲王公主与其僚佐系统。诸王在隋代和唐前期，对其王府僚佐的选拔和任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唐初秦、齐两王府，其僚佐大半是自己征辟的。自此以后，征辟制度逐渐消亡。起初，诸王还是可以对僚佐的人选施加影响，比如，直接向皇帝要求，这在开元以前比较普遍。但是玄宗上台以后，对这种形式严格地加以限制，从而堵住了府王与其僚佐结成集团之路。开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视品国官参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仗身职员。开元年间视品官被彻底取消，诸王不再有自辟署官的权力。既然诸僚佐的任命不由诸王，那么僚佐与其府王之间，交构成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根本上限制了诸王对朝廷官员施加影响。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削弱诸王贵族的经济能量。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时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在唐代，这种惯例时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与诸王相比，唐代太子没有封邑，所以虽说其用度理论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太子的用度是受到各种限制的，即使皇帝、朝廷不加限制，但是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储君的位置，大多数太子也会尽量控制花费，树立自己的良好政治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亲王的经济能量不会与太子相差太多，有时甚至超过太子，比如中宗时代的相王封万户，经济实力远超当时的太子李重俊。从开元年间起，玄宗的种种措施大大压缩了诸王的用度。

唐前期诸王的收入主要是封邑的收入。所以，对食实封制度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食实封制度下，皇室成员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国家预算内的课户及其租调额而来，而且不管水旱灾害，封户的租调也不能豁免。唐朝刚建立时，食封之家不过二三十家，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到了中宗时代，食封之家已经超过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达到了三万多户，相王、太平公主、卫王、温王、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等封邑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七千户、安乐公主三千户、长宁公主两千五百户。加上其他权贵的封户，遍布全国五十四州物产丰饶的地区。亲王有自己的国官系统，直接向封户征收。中宗时代宰相韦嗣立调户部资料，发现食封之家庸调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匹，而唐朝国家每年庸调绢数，也不过百万。因此出现了“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的局面。巨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唐代前期皇权屡屡遭到挑战的经济基础。诸王公主及围绕其周围的贵族子弟，在经济能量和政治权势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继承，深受政治集团斗争的影响，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位继承人能够登上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宗的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中山出游图》（局部，宋末元初龚开绘）。图中描绘了被钟馗降服的小鬼们抬着他和他的妹妹走在又去打鬼的路上。传说唐玄宗遇到一个小鬼，大鬼前来相助，抓住了小鬼，挖了小鬼的眼睛并把他吃掉。唐玄宗问大鬼是谁？大鬼说他是钟馗。为了回报玄宗后来追赠他的荣誉，钟馗发誓灭掉世间所有的恶鬼。(www.xing528.com)

玄宗登基以后，除了原来已封的皇兄弟外，皇子封王者，封户一律二千户，即使特殊恩遇，也尽量不超过三千户。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之前的征收方式。在改革之前，唐政府赐给食封家的封户就是均田制下的课户，他们有权像封建国家一样征收这部分课户的租庸调。州县与亲王国官共执文账，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分为三份，其一入官（中央政府），其二入国（亲王公主封邑）。也就是说，诸王公主得到封户缴纳的三分之二，不但有租调，还有庸（《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开元三年（715）五月，玄宗规定，食封家之封物，总合送入京师，一般不再许食封家派人直接到封户之州征取。这一精神在开元十一年得到加强，玄宗彻底取消了食封家直接收取封物的权力，改为国家征收后送到京城，然后由食封家领取，庸调也降到以三丁为限，食封家的收入也减少了。因为亲王不出阁，被玄宗集中起来，由宦官监视居住，实际上诸王食封在支付形式上已经变为俸给制，管理方案也完全纳入国家预算内支出计划。

第四，十六王宅的出现。十六王宅是唐中后期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宦官之所以能够当权，跟他们能够控制十六王宅，操纵皇位的继承很有关系。在玄宗以前，亲王有自己的王宅和王府，王府是办公机构，王宅是私人住所。从武则天后期开始，诸王开始呈现出集中居住的趋势。自睿宗从皇嗣降封为相王开始，相王旧宅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就是为了便于控制。长乐坊与后来的十六王宅的共同之处，是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而且北边与禁苑相邻。这很明显是一个限制居住的地方。相王诸子居住在兴庆坊，号五王子宅，也是十六王宅的预演。兴庆宫因为是玄宗旧宅，在其登基之后改为兴庆宫。兴庆宫成为玄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大明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而原先的太极宫则逐渐演变成礼仪性的皇家空间。

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复原南立面图（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开元中，玄宗就下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将诸皇子都纳入其中居住，“中人押之”，也就是由宦官掌管这些皇室子弟的生活。在十六王宅中，宦官负责监控、太子家令负责饮食、侍读负责教育，诸王本有一大套僚佐班子，此时“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基本上跟自己的府主隔绝开来了。唐前期一百年里飞扬跋扈的亲王从政治权势的角逐者，沦为了宦官控制下的囚犯。司马光对此评价道：“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五月”条）从范围上讲，十六王宅包括永福坊全部和兴宁坊一部分。从玄宗以后，唐代皇位的继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要想夺取皇位，主要依靠宫廷革命的方式进行；在此之后，则主要通过宦官从十六王宅挑选并控制继承人的方式进行。唐代中后期皇帝大多出自十六王宅，而宦官有管理的权力，这对于宦官所操纵皇帝的废立非常重要；同时，因为皇族子弟作为皇权补充的作用为宦官所取代，宦官成为皇帝权力的延伸。

唐代后期，宦官、朋党、藩镇是唐政府面对的所谓三大难题。宦官的权力根源在于皇帝，宦官能够操纵皇帝的废立，是宦官专权的关键。唐代后期从宣宗以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即位，皇帝都出自十六王宅。那么能够控制十六王宅，即为控制储君的关键。从文宗开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迎接出来即位为皇帝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此评论道：“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旧唐书》卷一七五《九宗诸子传》）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简称。

安史之乱后，宗室诸王曾经有几次复兴权力的势头，但是都没能改变政治格局。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一改过往政策，派遣诸王出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永王璘出镇，成为肃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玄宗从实行隔绝皇子与外界的联系的压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的重要转折。不过永王璘因内讧而兵败。永王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诸王复兴自己政治影响的一次尝试；他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诸王擅权已经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废除十六王宅，希望能够压制宦官权势，但是最终也并未实行。到了唐昭宗时代，唐帝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也屡遭强藩的打击。景福二年（893），昭宗试图让宗室子弟掌握禁军，也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当皇权所依赖的宦官势力被剪除以后，这时候唐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到来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依赖的，只剩下宗室势力了，但是这时候的亲王势力长期受到压制，已经不可能承担起复兴唐王朝的使命，只不过成为唐王朝最后的挣扎。

唐前期，诸王、特殊贵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纵横捭阖，其他贵族官员投机其间，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继承由实力决定的基础。玄宗加强皇帝权威、压制其他潜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终将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投机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两期，政治面貌截然不同。而且就知识和信仰界而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佛教从政治中心舞台退出，再也没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则天时代那样成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714），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玄宗在开元年间，特别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甚至一度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另一方面，持术数、星相的术士也在打击之列，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从贵族政治转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层级制的过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