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时代的政治问题,除了皇权继承问题(包括亲王、公主权力集团势力尾大不掉)和迁都复辟等问题之外,讨论最多的,第一是官员人数膨胀的问题,第二是佛教的问题。唐代的官员人数,在武则天时代经过一轮膨胀,到了中宗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宗为了培植亲信,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大量由非正式程序任命官员,即所谓“墨敕斜封官”(任命状是斜封的,“敕”字是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有异,从侧门交付中书省办理),使得官员队伍急速扩大,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形成严重的财政和政治问题,甚至出现了办公地方坐不下人的局面。这一问题到了中宗下台之后的睿宗时代也依然是执政的姚崇、宋璟所要面对的重要难题。
西安仙游寺法王塔
中宗的佞佛既有信仰原因也有现实政治考虑。但是到了景龙二年(708)之后,要求彻底改变武周残留政治势力和消除武周政策、恢复太宗体制的呼声高涨起来,反佛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此时的重要政治僧人,深为中宗和韦后器重的圣善寺、中天寺、西明寺三寺寺主慧范(他同时还有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的头衔),也因为压力被削黜回家。慧范是主持中宗时代佛教工程的主要人物,这些工程让国家财政为之虚耗,因此遭到一些大臣的攻击。虽然中宗一再搁置要求停止营建佛寺的上疏(吕元泰、辛替否等),但是面对强大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景龙三年(709),也就是在中宗去世之前的一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中书令萧至忠上疏极力抨击将国家财政大量花在佛教上的做法。虽然中宗拒绝他们的建议,但是也不得不解散内道场,做出一些妥协。真正的佛教政策转向,将发生在皇权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之后。
唐玄宗朝重要宦官杨思勖墓出土的侍从佣,携带大量武器装备。杨思勖虽是宦官,但也是玄宗时代的重要军事将领。
武则天下台之后的政治乱局,到了710年初步尘埃落定,中宗系出局,皇权转入睿宗系。这是唐代政治的一件大事,也是经过连续不断的政治流血达成的。通过极端的宫廷政变的形式,唐代政治核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逆转,以中宗、武三思、韦后为代表的势力,被相王(以及太平公主)势力所取代。首先是景龙元年(707)七月,因为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视太子李重俊为眼中钉,而韦武势力飞扬跋扈,“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旧唐书》卷五一《上官昭容传》),终于激起李重俊铤而走险。参加李重俊兵变的主要是李氏亲王和亲李氏将领,如成王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及其子天水郡王李禧、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承况等。从人员构成看,是典型的皇权对韦武特殊贵族的一次进攻。李重俊是储君,李承况、李千里及其子天水郡王李禧都是宗室。李多祚是忠于李唐的功臣。此次政变虽然没能成功,但却是整个政局的转折点。武三思、武崇训等主要武氏成员被诛杀殆尽,形势开始朝不利于武韦贵族的方向发展。从性质上说,这是皇权和特殊贵族的斗争。(www.xing528.com)
李重俊兵变之后,虽然中宗听信武韦集团大臣比如宗楚客的告发,认为相王涉嫌参与了李重俊的政变,但是因为宰相萧至忠(相王府僚佐子弟,其父萧安节为相王兵曹参军)的劝告,没有追查。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贵族、大臣纷纷选边。经历了李重俊政变的冲击,原先追随武韦势力的上官婉儿,也临阵变卦,投向相王和太平公主一边。第一,她力阻中宗和韦后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做法;第二,在中宗死后,她草拟遗诏时写进了相王辅政的语句,为相王上台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是由于她投靠的主要是太平公主,所以在稍后相王之子李隆基主导的宫廷流血政变中,她依然被杀(《上官婉儿墓志铭》)。
唐代礼服仍沿袭传统的高冠革履、宽袍大袖。唐代男子的便服吸收了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等特点,穿圆领袍、裹头、系腰带、蹬长靴成为从皇帝到平民百姓的主要着装。据考,唐代妇女还以着男装、胡装为风尚,面部化妆亦繁复。
景龙四年(710)春,中宗突然死去,韦后垂帘听政,拔擢韦氏子弟掌握禁兵。五月庚子,相王子李隆基联合刘幽求、葛福顺等,获得羽林军的支持,杀死韦氏将领,突入宫中。韦后逃入飞骑营后被杀。武、韦家族子弟包括武延秀大量被诛杀,“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云元年五月”条)。经过此次政变,半个世纪以来与李唐皇族并驾齐驱争夺皇权的贵族家族,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之后,李隆基和权势熏天的太平公主发生冲突。太平公主既是李氏的女儿,又是武氏的媳妇,她对皇权的觊觎便成为李氏恢复独尊地位的最后障碍,随着太平公主的被诛灭,李氏独尊地位恢复,唐朝的皇位继承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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