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格局

690年九月，武则天称帝建周，将原先李唐的皇帝睿宗李旦降封为皇嗣，改名“武轮”；同时拔擢武家子弟，武承嗣、武三思等纷纷跻身亲王行列。忠于李唐的势力，团结在皇嗣的旗帜下。李氏和武家的冲突和对抗，基本刻画了此后十年间的政治史图景。李旦的王府旧僚，比如裴炎、王德真、刘祎之在此之前已被剪除，然而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停止。亲唐派大臣比如尚方监裴匪躬、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白涧府果毅薛大信、右玉吟卫大将军张虔勖、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等都因私自拜谒皇嗣被杀。来俊臣等酷吏屡屡危及皇嗣，甚至后者要有赖于身边的乐人安金藏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武则天试图糅合李、武集团的努力到699年已经因为双方的剑拔弩张彻底破产，此时需要引进新的政治角色。

武则天除罪金简。1982年于登封嵩山峻极峰发现，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三行六十三字：“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此金简是久视元年（700），武则天为了乞三官九府除罪而制作的。这时武则天有向道教妥协的倾向。

699年，被流放在房州十五年的中宗李显被召回洛阳，取代了李旦的储君位置。以前的史家对中宗和睿宗的矛盾估计过低，其实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央一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相王集团。中宗，680年为太子，683年为帝，次年废，当年安置房州，698年返回京师，他作为储君和皇帝的时间仅有四年；而睿宗，684年为帝，690年降为皇嗣，698年降为王，前后作为皇帝和储君十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朝宰相和大臣们都是以在京的睿宗为旗帜对抗武氏的。武则天将中宗召回长安，不管主观上是如何考虑的，在实际上她成功地分化了李唐集团。李旦的相王府的政治势力经过长期的培植，非常强大。面临着强大的相王集团和与相王关系密切的宰相功臣集团的威胁，被长期流放的中宗在都城并没有多少政治力量可以依靠，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中宗与自己的妻族韦氏和残存的武氏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和真正代表李唐皇室利益的相王集团相对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首先提出，武则天已将李武两家组织“成为一牢固集团”，而“武后政治势力所以久而不衰之故，盖混合李武两家为一体，已令忠于李者亦甚难不忠于武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永年先生又提出一个“李武政权”的概念，认为武则天已把“武、李两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与其说此时形成的是“李武政权”，倒不如说形成的是一个中宗牵头的“韦武集团”。

唐中宗很注意搞好与武姓家人的关系，希望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迫使武则天下台的政变之后，面临强大的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团，只有残余的诸武势力和自己太太韦后的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中宗便扶持武氏残余势力，同时提高皇后韦氏的地位，并促使韦武合流，组成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这一点从中宗女儿的婚姻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宗有八个女儿，其中有六人嫁给武家或者韦氏，包括新都公主嫁武延晖、定安公主嫁韦濯、永泰公主嫁武延基、安乐公主先嫁武崇训再嫁武延秀、成安公主嫁韦捷、永寿公主嫁韦鐬。跟中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相王李旦的十一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嫁给武家或者韦家的，而且在后来即位之初，就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西安临潼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www.xing528.com)

武则天晚年亲近张易之兄弟，后者导致了李重润、武延基、永泰公主等李武家族重要成员的死亡，因此被视为两个家族的敌人。神龙元年（705）正月，洛阳发生了政变，直接导致了武则天的下台和中宗的复辟。这次政变是李氏家族的一致行动，武家势力也平静地对待这一政治变动。一切进展顺利，北门禁军除了千骑部分全部参加了政变，护送中宗进入宫城，相王李旦则率兵控制了宰相办公的南衙。这一次政变针对的是在位的武则天和威胁储君安危的张易之兄弟，而不是诸武势力。

这次政变，使南朝宰相集团和李氏诸王公主（特别是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实力大增，并形成一个功臣宰相阶层，代表人物是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李多祚、王同皎、杨元琰等。这些使在外流放多年，而在朝廷并无根基的中宗心怀疑忌。中宗上台之后开始联合武家势力，形成支持自己的集团。以五王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被流放诛杀。相王李旦也多次涉险，屡屡遭到猜忌，甚至因为李旦诸子（李成器、李成义、李隆基、李隆范、李隆业）所居之地有龙气，中宗泛舟戏象以厌胜之（《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

与依靠参与武家势力和拔擢韦氏家人并行的举措，是中宗继续延续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一般认为，中宗复辟之后似乎应该改变武则天的崇佛政策，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唐中宗复辟后面临的政治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他继续推行崇佛政策的重要动机，就是要利用佛教宣传自己上台的合法性。同时，唐中宗也有可以利用佛教的资本，他与佛教有相当的因缘。李显出生时，曾得到高僧玄奘法师的庇佑，高宗曾答应玄奘，李显出生后要出家为僧，并赐号“佛光王”，这些都为中宗复辟以后利用佛教宣扬自己提供了资本。长安开化坊荐福寺是唐朝重要的佛教寺院，它的前身就是李显在藩的宅第。中宗复辟以后，对荐福寺格外重视，大加修饰，重大的宗教活动、著名的大德高僧大都被安排在该寺。整个中宗朝，荐福寺实际上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佛教中心。中宗在流放房州的十余年间，潜心于佛典，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同时由于房州与荆州距离很近，所以他对于荆州僧人团体比较熟悉，在复辟以后，中宗便邀请了大量荆州的僧人到京城，为自己的宗教活动服务。中宗也因此被认为是李唐最为崇佛的君主。

中宗时代，女人参政比武则天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宗皇后韦氏似乎有武则天一样的政治野心，至少从一些事实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她制造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符瑞、歌谣，建造纪念性的建筑，在中宗死后（官方史书认为是她和安乐公主下毒），她垂帘听政；中宗和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政治经历丰富，在其周围也围绕着一个政治集团，不过整个中宗时代，太平公主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是倾向睿宗的，也是她促成了睿宗取代中宗的幼子继承皇位；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野心勃勃，甚至试图取代男性太子做皇太女，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从武则天时代就参与政治决策的上官婉儿，此时也在政治舞台崛起，在较长的时间里掌握了诏敕的书写权。最初，上官婉儿往往亲近武韦势力而排斥压抑李唐子弟，后来出于政治投机转换门庭，开始倾向太平公主和相王一系。其他如长宁公主、韦后的妹妹邺国夫人、上官婉儿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及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都登上政治舞台。女性的政治热情高涨，一方面是武则天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和文化氛围仍然具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也是贵族政治发展到某种极致程度的表现——女性背后往往是强大的家族势力。围绕皇位继承，最为强大的贵族家族比如李、武、韦等竞逐其间，同时，几乎所有处于政治中心的世家大族成员都难免“选边站”，这从北朝以来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