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灿烂辉煌的洛阳都市

洛阳在传统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中，曾经处于极端重要的位置。而这种神圣的位置，在武则天时代达到了顶峰。作为武周政权的神都，洛阳跟武周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取代了长安的首都地位，而且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信仰的中心。这种崇高的地位乃至影响到日本，日本京都的设计和命名上，更多地受到了洛阳的影响，而不是长安。直到幕府时代，去京都还被称为“上洛”。京都也分为洛东、洛西等区域。但是武周政权垮台之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被彻底终结了。虽然之后玄宗也曾尝试巡幸洛阳，但是最终将洛阳放弃了。从此之后，洛阳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来。

王者居“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理念在三代时已经成熟，比如商人以五方观念将疆域划分为五，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为“中商”，甲骨文云：“大邑商居土中。”西周铜器《何尊》铭文记武王告天辞就有“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鱚民”的说法，这里的“中国”即洛邑。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于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

《何尊》铭文

在浑天说中，则只有特殊的地点，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地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夏至日中地中子午线。所有的测量必须在地中进行，不然数据就不可靠。地中测影，不但测量时间（冬至为阳气初生等）、空间（地面距离、宇宙长度），还事关国家命运，是一个极端神圣而重要的地点。而这个地点，就在洛阳，这里“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直到元代，郭守敬依然把告成作为天文测量的重要基地。登封既非元初经济文化中心，更非当时的政治中心，其原因就是，告成是古人心目中的“地中”，是他们进行各种天文测量的传统基地。

武周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追宗周代，因此在国家礼仪和装饰之具方面，多利用跟周代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武则天迁都洛阳，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背景。洛阳与周代的神圣性紧密相连，武则天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以洛阳“土中”或者天下之中的地位否定长安政权的合法性。西周初期，周公为了营建东都洛邑，曾亲赴登封嵩山立圭测影，以求地中。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因周公的实践和提倡而具有更高的神圣性。在周公的宇宙观念中，“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周礼·地官司徒》说：“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对武则天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摆脱关陇贵族的影响。迁都洛阳象征着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也有的学者把迁都归结于武则天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她迫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所以才长期躲在洛阳。

事实上，长安与洛阳之争，几乎贯穿了唐代以前所有的时代。以洛阳否定长安，也是常用的政治手段。从西汉末期开始，洛阳被明显地赋予了儒家神圣性，定都长安常被描述为仅仅出于维护统治安全的权宜之计。比如西汉末年汉元帝改制，博士冀奉倡言迁都洛阳以“正本”。王莽夺取汉朝天下，也计划迁都“土中居雒阳之都”。始建国五年（13），长安民闻王莽欲迁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王莽又制造瑞石谶言云：“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不过王莽的迁都计划，最终因为新朝迅速崩溃而未能实现。刘秀以儒术治国，定都洛阳，带有强烈的拨乱反正、继承“周制”的色彩。围绕着长安与洛阳的优劣争论，辞赋家们创作了不少相关作品。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西晋左思《三都赋》都强调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及其与儒家礼法的关系，认为洛阳才是理想的首都。(www.xing528.com)

武则天明堂遗址

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她铸造九鼎，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九鼎按方位安放，代表豫州（洛阳为中心）的永昌鼎位于中央，其他八鼎（包括代表雍州的长安鼎）则依照各自的方位，环绕着永昌鼎。这从视觉结构上，就无可置疑地宣示了洛阳的伟大地位——其位于天下之中，就连李唐的旧都长安，也只能围绕着洛阳作为陪衬。永昌鼎高一丈八尺，容量一千八百石，从视觉上看，就比其他八鼎（一丈四尺、一千两百石）高大得多，彰显着神都的伟大地位。这种形象给帝国的臣民们，尤其是直接参加礼仪朝会的大臣们带来的视觉冲击，是相当深刻的。

1985年出土于庆山寺地宫（位于西安临潼区新丰镇）的舍利宝帐，与武则天有密切关系。

684年，武则天就将东都改为神都，凌驾于长安之上，宫名则为“太初”。此后二十余年中，神都洛阳不但在名义上，也在实际上成为真正的帝国首都，长安则沦为前朝旧都和陪都。691年，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由于武则天对长安的贬抑，及至其下台之后，甚至在官方记载中，长安和洛阳的关系依然混乱。在武则天的经营之下，洛阳也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而且佛教社区和洛阳政权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证圣元年（695），已经六十岁的义净启程北上，也是于次年五月抵达洛阳。武则天对义净的到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义净从回国之前到武周政权垮台，从始至终，都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释读铭文充当政治预言家的角色，或翻译理论著作为武周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或参与修建武周的纪念碑性的建筑，可谓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盛唐，莫高窟第130窟壁画，复原，段文杰临摹）

武则天下台之后，洛阳虽然依然保持繁荣，但是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遭到了忽视。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洛阳这个曾在七世纪初以易守难攻著称的军事堡垒，轻易就被叛军攻破了。大肆的杀戮和破坏，使这座中古时代伟大的都城几乎成为废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华，其在帝国权力网络中的地位也一再降低。从某种程度上说，洛阳的衰落，几乎可以作为中国黄金时代结束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