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天文星占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它主要并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是为了预测国家命脉和军国大事的起伏。一事（天象）一占（占卜）一验（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是史书解释历史的一种重要模式。武则天的上台，在官方史书比如《旧唐书》中，就是遵照这样的模式加以描述的。648年，金星多次白天出现，加上当时流传的谶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为此诛杀了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但是最终也并未阻止日后武则天的上台。
武则天是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山西地方豪族，在李唐建立的过程中很早就投身其中，在攻占隋朝都城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担任过工部尚书的职务。武士彟的第二位妻子来自隋朝的皇室杨氏家族，武则天就是这位妻子的女儿，因此武则天从血缘上跟隋杨相连。武则天也并不像很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代表山东地区的利益，实际上她强烈地认同自己跟西北贵族尤其是隋杨皇室的出身。武则天大约出生在627年，十几岁就进宫，为李世民的才人。传统史书一般暗示她跟高宗在太宗健在的时候已经私通。太宗死后（649），武则天短暂出家为尼，之后很快就回到宫廷——她的第一个儿子是652年出生的，而司马光认为她654年才回到宫廷。武则天最初是被王皇后作为抵消萧淑妃恩宠的工具，她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不久就拜为昭仪，位列九嫔之首，仅次于正一品的淑妃、德妃、贤妃。武则天显然深受比她小四岁的高宗的喜爱，高宗的十二个子女，有四男二女都是武则天所生。
武则天能够掌握大权，要放在高宗初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来理解。太宗去世之前，将后事正式托付给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纷纷凋零，而长孙无忌以权臣和贵戚双重身份几乎垄断了朝政。高宗初年，长孙无忌又通过房遗爱谋反案，将唐太宗第三子深有威望的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迫害而死。吴王李恪的家族最后在武则天上台后坚定地站在了武则天一边，他的儿子成王李千里是少数没有被武则天诛杀的皇室子弟。高宗在其亲舅长孙无忌等人的裹挟下，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作为君主的权威，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经过这些顾命大臣的同意。包括立谁为太子，也是长孙无忌等人“固请”高宗没有办法才接受的。
敦煌本《大云经疏》，是武则天上台重要的政治宣传文件，是杂糅了佛经与阴阳谶纬的产物。
在这种情形下，高宗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做晋王和太子时的旧僚佐们。他们基本上都坚定地拥护高宗的决定。而武则天的崛起，正好为这两大政治势力决战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长孙无忌等人视为所谓“关陇集团”的代表，而与之对立的李勣则被描述为所谓“山东豪杰”。但是实际上，李勣最重要的身份是唐高宗没当皇帝时的僚佐长。他不但是晋王李治的王府长史，在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更担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的职务，是李治的头号家臣，在任命时太宗对他说：“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除了李勣，反对长孙无忌的李义府也是李治的晋王府和东宫旧部。李义府在李治为晋王时就侍奉其左右，在李治当太子之后，立刻擢升为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其说他们反对长孙无忌、支持武则天，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自己的府主李治。
武则天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高宗想封自己喜欢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但是这类大事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无法做成。为了讨好长孙无忌，高宗甚至携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寻求支持，但是都遭到了拒绝。武则天的母亲、隋杨宗室的杨氏登门拜访也没能打动同为西北军事贵族的长孙无忌。永徽六年（655）九月的一次争执，令高宗和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的矛盾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旧部、深具威望的李勣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在李勣等旧部支持下，李治强硬地立武则天为皇后，并且将褚遂良贬逐。永徽六年随着武则天被树立为皇后，历史的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王皇后被废，武则天的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治的旧部李义府等人被任命为宰相。而长孙无忌等权臣集团被排斥出政治统治集团。此后，武则天的地位不断膨胀，尤其是随着高宗失去工作能力，她渐次夺取了唐帝国的最高权力。高宗唯一一次试图罢黜武则天发生在麟德元年（664），获得了其旧僚佐、当时的宰相上官仪的支持，不过最终失败。上官仪的支持和李勣的支持实际上并无不同，他们都是高宗的旧臣，是高宗最为信任的人，所以两次废后虽然对象不同，其秉持的理念都是一样的。上官仪成为替罪羊后，其孙女上官婉儿被没入宫中，凭借自己的才能，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中宗时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罗汉（武周年间，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北壁）(www.xing528.com)
其后，高宗深受痛风之苦，百官奏事时就让武则天裁决。而武则天性格明敏，涉猎文史，处事都让高宗满意，于是在显庆五年开始，高宗分权给她，使武则天的权力达到几乎与君主权威相等的高度。麟德元年（664）以后，高宗每次会见大臣讨论政事，武则天就垂帘于后，政无大小，都能参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置生杀，决于一人之口，高宗只是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上元元年（674），高宗和武皇后称“天皇”和“天后”，进入了二圣并治阶段。第二年，皇太子李弘突然死于洛州合壁宫。章怀太子李贤成为新的储君。李贤是当时《汉书》学和《文选》学的主要赞助者，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到了调露二年（680），李贤也被废黜，新的太子是他的弟弟李哲（显）。高宗死后，李显即位，但是不到两个月，武则天就在李显弟弟相王李旦的僚佐王德真、刘祎之等人支持下废黜了中宗，将李旦扶上皇位，之后她再诛除了李旦的王府旧臣们，王、刘等人都被流放处死。在借口杀刘祎之时，后者说出了“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的话，被很多学者用来描述唐代前期三省六部制的有效性。
菩萨与天王（唐高宗时期，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北壁）
武则天进行了一系列改制，包括改东都为神都、改三省及诸司官称等，在先后镇压了徐敬业和李唐诸王的起事之后，她已经基本上扫除了通向皇位的障碍。在武则天上台过程中，她的政治宣传令人眼花缭乱，借助了许多政治理论和宗教信仰的符号、概念。比如她大量制造祥瑞，利用天人感应的祥瑞思想为自己上台制造证据。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指使一个叫唐同泰的人献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号称得自于洛水——这是中国传统的河图洛书的政治传统——于是武则天将这块瑞石命名为“宝图”，并亲拜洛水，加尊号“圣母神皇”，跨出了登基称帝的重要一步。在其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及其以后，还不断制造祥瑞巩固自己的统治，敦煌文献《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记载了不少当地向武周中央政府上报祥瑞的事件。
在巩固政权过程中，武则天难以避免地实行了恐怖的酷吏政治，来剪除忠于李唐的宗室和大臣。这些酷吏中的来俊臣甚至专门编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武则天登基之前在位的宰相，大部分都遭到了屠杀。永昌元年（689）十一月，武则天改用周历，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同时，改造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十二个新字。使用周正（以子月为岁首）取代唐朝的寅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朔，标志着天命从唐朝转移到了武则天的周朝。她建立的新朝也称“周”，是将自己视为周代政治遗产的继承人，相对应的，武则天采用的历法、官名等政治装饰，带有浓重的复古周代的色彩。
武则天上台，彰显了当时女性张扬的社会背景。唐代往往被称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至少对女性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游牧民族的传统渗透在李唐女子的血液中，她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甚至出现了女子结社的活动。男女地位相对也比较平等，从敦煌出土的一则《放妻书》（离婚协议）可见，在双方离婚之时，还祝愿彼此“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更生欢喜”。另一则《放妻书》中男方还提出“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离婚后还负担女方三年衣粮，而且是一次付清。唐代女子女扮男装也是常见的情景，甚至屡屡反映在唐代的壁画中。女子可以骑马驰骋，甚至参与政治和军事斗争。女性地位的高昂对唐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性，也增加了唐代作为辉煌帝国的成色。唐宋之际，就女性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女性地位的下降。最明显的例子是唐代女子不缠足，而宋代开始，女子被局限于门户之内。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缠足是一种审美观变化的产物，但是从实际上使得一个社会一半的人口退出了大部分的社会活动。
唐双环髻女俑（长武县博物馆藏）
武则天能够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除了这个时代女性地位的高扬之外，此时处于鼎盛时期的佛教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毕竟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不允许女子干涉政治，更不用说当皇帝了。但是佛教为武则天提供了新的政治理论，化解了她面临的道德和理论困境。正因为佛教在这一时代处于鼎盛时代，不论贵族还是社会的边缘人群，其心灵都在佛教教义的影响之下。佛教因为武则天的提倡而繁荣，但是也因为跟政治太过密切而在武则天倒台后遭到抑制，最终从政治和学术的核心领域退却。无论如何，武则天将佛教作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的做法，呈现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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