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和百济灭亡之后，其遗民大量进入大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容纳了这些移民，并接纳他们中的精英在帝国的政治、军事、公共工程等领域担任重要的职务。出身高句丽、百济的唐朝名将就有泉献诚（原名“渊献诚”，入唐后为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现名）、高仙芝、黑齿常之等，其中高仙芝更是在玄宗时代领导了唐朝军队对中亚的远征，为捍卫大唐帝国的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句丽移民高足酉在武则天上台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修建天枢的工程；百济移民沙叱忠义长期在唐朝军队担任重要职务，不但频繁参与了对外作战，而且也参与了707年太子李重俊发动的政变；在玄宗政变上台以及开元早期政局中地位显赫的王毛仲，也是高句丽人。另一方面，移民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给大唐气象增添了新的亮色。唐朝宰相杨再思以擅长高句丽舞著称，而李白更有赞美高句丽文化的诗歌。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大唐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体的重要原因。
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大体上跟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新罗接受唐朝制度、文化极为广泛，其官制、都城建制都模仿唐朝，文化典籍、佛教、唐诗也成为新罗文化的一部分，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新罗国学里，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因此号称君子之国。新罗贵族屡屡派遣子弟来唐朝留学，开成五年（840），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一百零五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中朝两国流传。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韩国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此后，多因中国僧人冒万苦西行求法，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也逐渐为传法之中心。高句丽、日本遂常来求法，唐代最为兴盛。早在南北朝时，就有新罗僧人来华求法，比如圆光，先后经历南朝到隋朝，最后回到自己国家传法。隋代时有昙育等来到中土。虽然也有新罗僧人加入西行求法的队伍，比如义净记载的新罗僧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玄太、玄恪、慧轮等在印度学习，但是朝鲜半岛的佛法，主要仍传自中土。比如新罗僧人玄光，曾跟随南岳慧思学习；玄奘的弟子中众多新罗僧人，比如圆测、元晓、顺憬等；跟元晓一起来到长安的义湘，跟随智俨学习，深得华严学的精髓，另有慈藏在贞观十二年（638）来到唐朝，贞观十七年携藏经一部回国。（《三国遗事》卷三）到了唐代中后期，禅宗、密宗也逐渐传入朝鲜半岛。
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居民在大唐沿海及内地经商。其商人所至，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江南沿岸，登州城有新罗馆，楚州、泗州有新罗坊。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朝鲜半岛居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并常常航行到日本。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由于新罗与唐朝民间交往密切，甚至产生了像张保皋（790—846）这样的纵横东海的人物。张保皋出生于新罗清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莞岛），出身平民家庭，曾在唐朝徐州任“武宁军小将”，擅长战技。张保皋以兵力扫荡海盗，确保新罗的安全与制海权，而且也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贸易要地，被封为“清海镇大使”，打击贩卖新罗人口到大陆为奴的活动。张保皋还在今天的山东荣成修建了赤山法华院。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求法时，于839年先后三次客居赤山法华院长达两年九个月，得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之助，西去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卷二）随着势力的增长，张保皋试图干预新罗朝政，结果在内斗中死去。晚唐诗人杜牧写有《张保皋传》，赞扬张保皋的功绩。
鉴真和尚像
中国佛法的传布，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至今佛法依然在日本非常昌盛。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济传入，佛法在日本初兴，引起朝臣贵族的分裂，由于对西来宗教的态度不同，引发两党政争，以至于在公元585年敏达天皇下敕禁止佛教，两年后用明天皇又解禁。到了推古天皇元年（593），圣德太子摄政，奖励佛法，调和日本本土宗教、儒家和佛教三派，日本佛教由此奠定。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等人入隋，当时是隋炀帝在位。之后日本便有敕遣僧人入华学佛运动的展开。到了唐代，日本僧人来求法达到顶峰。从隋代到唐末，日本先后遣入华使十六次，加上数量更多的私人求法，使得日本佛教昌隆。举凡庙宇建筑、僧伽组织等，均取法于唐人。如日本国分寺之设立，就是模仿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日本东大寺之大佛，也是取法唐白马阪大像。奈良时代（710—794）的古京六宗，全是传自中土。齐明天皇时（655—662），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教于玄奘，其后又有日本僧人智通、智达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华严法藏的弟子中也有日本僧人审祥；更有唐朝僧人东渡日本传法，比如鉴真，前后七次东渡日本，跟随的僧人十余位，日人号之为东征和尚。（《唐大和尚东征记》）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风极盛，归国携去经典极多，为一特色。被称为入唐八大家的日本僧人，都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比如最澄带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空海则带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密宗典籍；其他如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都带回大量佛教典籍。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与旧京贵族势力和佛教宗派拉开距离，同时也大力资助僧人往中土求取新的佛法。在这种背景下，最澄于804年来到唐，回去之后提倡天台圆顿之旨，批评南都六宗。最澄在日本佛教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号传教大师。与最澄并称的，是著名的日本僧人空海。他与最澄一起来到唐朝，但是学习的方向不同。空海在长安青龙寺跟随慧果，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兼从天竺般若三藏学悉昙，回国之后大力宣扬密宗，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至今都是日本真言宗最有名的道场。空海被称为弘法大师。自空海和最澄入唐求法之后，日本佛教的局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空海更赋予了日本皇权新的意涵，在日本政治和思想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日本唐招提寺（位于日本奈良，753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获得成功后，亲自规划并兴建此寺）(www.xing528.com)
必须指出的是，佛法东传，一方面是日本积极的迎取，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佛教高僧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末法精神，希望能够把佛光传播到新的土地上去。除了日本僧人前来学习，也包括中国僧人主动东渡传法。最有名的是鉴真（688—763），鉴真于天宝十三年（754）到达日本。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介绍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759）创建的。
卢舍那佛（局部，唐高宗时期，佛像头部高四米，现存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反弹琵琶舞乐图（唐代中期，敦煌壁画）
罗汉（武周年间，洛阳龙门石窟看经寺北壁）
除了佛教，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建筑、历法等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和塑造。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大量遣唐使来到唐朝，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五百九十四人。整个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都挑选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日本朝臣真人（相当于唐朝户部尚书）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初年，粟田再次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传》）。朝衡又作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居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见证了唐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女供养人像（唐代晚期，敦煌壁画）
大量的中国典籍、文物保留在日本，随着这些典籍在中国本土的散佚，日本保留的这些文化遗产，实际上对研究中国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藏在日本的大量古代佛教写经，可以弥补很多中国佛教的记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术数类的书籍，在本土遭到禁毁，但是其文本和某些条目、思想元素，也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些文化遗产不但是理解日本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对理解整个东亚世界有学术意义。毕竟，在整个唐代，整个东亚世界实际上是沐浴在同一个文明之中，虽然样式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非常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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