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准备举行七大选举

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共产国际帮助、支持下成立，并宣布成为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政党组织的一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告中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种上下级之间的直接工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大的事情，当然要请示和报告，并争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而共产国际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提出过相关意见和建议。

中共筹备七大的过程中，曾认真考虑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1929年应该召开七大。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以准备在1930年内召开七大。国际东方部还对召开七大的实际和地点提出了意见：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和主持下，通过决议案，正式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因种种情况，从1931年到1938年的七年里，共产国际虽然一直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各种联络，但是始终没有把召开中共七大真正提到日程上来。1938年3月任弼时奉命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同时也说明了七大的准备情况。4月14日，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书面报告，报告了准备召开的七大的大致时间、主要议程、代表人物等。5月17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又谈到：“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现在权当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1938年9月下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七大真正进入实际准备阶段。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根据共产国际意见，七大的议程根据共产国际不同的意见进行了部分调整，在议程上取消了总结十年内战的内容。共产国际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是：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不应花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

1939年9月，周恩来因骑马时右臂摔伤到莫斯科就医，在治疗期间，通过口述让人整理了一份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的报告，并于1939年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介绍了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介绍了从1937年底已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准备委员会，准备1940年三四月份召开七大。1940年1月1日和2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做了一次题目为《中国问题》的汇报。周恩来的报告，主要从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征和我党的对策、统一战线等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问题，这次报告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后，共产国际不再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就连对周恩来这次报告所作的决议，都是非常谨慎、字斟句酌，反复征求周恩来、任弼时的意见之后才作出的，极力避免有干涉中国事务的字句出现。周恩来在治伤出院后，还和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并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交换了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3月11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特别在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明了路线原则问题和七大选拔干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收到的共产国际一个重要指示，它对中共更好地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更加重视考察、选拔干部，搞好七大的选举具有积极影响。

1940年3月，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七大议程进行了调整，将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由王明作组织报告改为周恩来（到七大召开时，又改为刘少奇）作报告，同时由任弼时担任七大秘书长，这些举措都和共产国际有关。

共产国际在1938年就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1941年夏，季米特洛夫几次同在莫斯科的中国党校学生谈话，“中心内容是嘱咐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以后要听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听其他什么路线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19]。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也十分尊重，1941年秋冬之交，为了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给“远方”（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电报，征询意见。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仍然和联共（布）保持密切联系。12月22日，原共产国际领导人、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指责中共中央在民族战争、统一战线和整风运动三个方面所实行的主要政策和工作。毛泽东于1944年1月2日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说明已收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并表示真挚的敬意，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基本原则，说明真实情况。经过努力，这件事得到了妥善而成功的处理。(www.xing528.com)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但到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决定不将历史决议提交七大，“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使七大“集中精力注意当前的问题”。[20]应该说，毛泽东的解释和任弼时于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所作的说明，既有从实际出发的考虑，也不排除当年共产国际意见的影响。

在1944年开始的筹备七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帮助和启发。毛泽东还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共产国际的问题，他说，这是“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21]

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向原共产国际延安通讯员兼塔斯社记者孙平作了介绍，并让他旁听了七大。毛泽东还要求师哲，每天都要把当天大会的内容用俄语告诉孙平，以便让其了解七大。七大结束后，毛泽东还把七大的整套文件交给孙平，请他转交苏共中央。

1945年七大的召开，不像以往的六次代表大会，都由共产国际提供具体帮助、指导甚至全部包办，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