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在延安：抗战中的援助和追悼白求恩

一批批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先后有100多位来自美、英、苏、德、加、波、印、朝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到延安或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军事顾问李德，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美军军事观察组等。他们在延安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都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1928年来中国时用名施乐，胡愈之先生等人在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不知道他原有的中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因《西行漫记》一书的广泛流行和强大的影响力，所以“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十分关注中国的命运。他曾先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欧美的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引荐下，访问陕北红军，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陕甘宁边区的西方记者。中央对他的到访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接待事宜，毛泽东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给斯诺介绍了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政策。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了在陕北的见闻。1937年1月、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道。其中美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在陕北苏区拍摄的70余幅照片，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他在临湖轩放映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30万字《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由戈兰茨公司公开出版，两个月内再版四次，发行十几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该书。同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该书，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内容做了部分修改，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让全世界真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一时的进步书籍。

1939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泽东。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用一个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称赞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并预言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2月，因报道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当局取缔记者特权，被迫离开中国。

白求恩，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生于1890年，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曾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

▲左：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红军；右：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于1938年初春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白求恩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拦，在3月底来到延安，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毛泽东。由于白求恩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去，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来到了晋察冀抗日前线，受到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热烈欢迎。从此一个以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工作在晋察冀敌后战场上，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在白求恩离开延安后，毛泽东一直关心着这位国际友人，他专门发电报给聂荣臻，请予照顾白求恩同志的生活并同意任命白求恩同志为军区卫生顾问。在晋察冀的510个日日夜夜中，白求恩把对法西斯的仇恨，对抗日将士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都凝结在手术刀上。他穿梭在战斗第一线，以满腔的热忱不知疲倦地抢救伤病员，哪里有伤员，他就出现在哪里，处处以解救伤员、解救他人为行动准则。到达晋察冀的第一个星期，他就检查医治了520名伤员，第一个月就做了147例手术。白求恩对医术的精益求精，就是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在晋西，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员的痛苦，及早医治伤病员，他组织医疗队奔走在崇山峻岭之间，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1938年11月，在山西雁北广灵战役中，白求恩把医疗队开到离火线仅6公里的前线，连续工作两昼夜，做手术71例，75％的人没有感染，开创了战地医疗史的新纪录。在冀中，他组织了一个东征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平汉铁路敌人封锁线，逐个检查医治躲藏在老百姓家中的伤员，几次遭遇危险。同志们劝他离开，他坚持把所有的伤员医治完，并安全转移后才离开。领导和同志们都十分为他担忧。他却说：“做军医的就是要和战士们在一起，牺牲了也是光荣的。”1939年春，他听说曲回寺正在激战，立即带领医疗队赶往前线，连续做了115例手术，大大降低了死亡和伤残率。许多伤员因治疗及时，做短期休养后，就重返抗日前线。他经常在战斗打响的第一时间就赶到最前线，在炮火中抢救伤员，在密集的子弹声中完成治疗手术。他说：“八路军战士不能因为有炮火而停止战斗，医生就不能因为有危险而停止手术。生命是可贵的，只为保全生命而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活着，才是最有生命意义的。”[131]

▲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

1939年10月，日军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在一次为伤员实施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不幸被划破受到感染，医疗队的大夫们采取了各种治疗方法救治，但病情未见好转。11月12日5时20分，白求恩牺牲在河北省唐县的敌后抗日战场上。当白求恩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万分悲痛。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并题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9日，中央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柯棣华医生的追悼会上通过了在医科大学礼堂内勒石铭刻白求恩、柯棣华二位大夫之生平事迹的申请，以资纪念。[132]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共产党员向白求恩同志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正是他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国际友人。

陈嘉庚，新加坡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曾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0年3月，67岁的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一行50人，回祖国慰问抗日将士，了解抗战情况。慰问考察团一行首先抵达昆明，受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欢迎。使考察团感到吃惊的是，各机关、各团体轮番宴请，有时甚至一天欢宴两三次，山珍海味，各国名酒，无所不有。考察团的团员对抗战的后方不禁感到疑惑，考察团被方方面面安排的宴会和游览纠缠了七八天，最后才离开昆明，经贵阳到了重庆。为了不再出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陈嘉庚到达重庆后马上登报声明，谢绝各种应酬。但是，依然不可推辞地先后参加了蒋介石、林森、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举行的欢迎宴会。在重庆，陈嘉庚一行进行了一番考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国民党官员腐化堕落、挥金如土的现象，备感失望。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经常去看望他，向他介绍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的情况，共商团结御侮大计，这是陈嘉庚所感兴趣的，常常一谈数小时。一次谈话后临别时，叶剑英赠送给陈嘉庚三件陕北羊皮衣作纪念，并约他前往参加八路军办事处茶话会。陈嘉庚应邀参加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举办的茶话会，林伯渠、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百余人参加。在茶话会上，叶剑英高度评价了陈嘉庚及南洋华侨对抗战的贡献。茶话会后，陈嘉庚向叶剑英提出想到延安考察的想法。没几日，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一行访问延安。陈嘉庚一行准备前往延安，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百般阻挠，几经交涉，最终允许陈嘉庚等三人进入陕甘宁边区。

5月31日，陈嘉庚一行费尽周折来到了延安。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了陈嘉庚。毛泽东与陈嘉庚一见如故，亲热交谈，在他们交谈时，还有两名南洋青年学生应邀前来参加。陈嘉庚看到南洋学生可以随意进入毛泽东的办公室，也不敬礼，自己找地方随便坐下，无拘无束地和毛泽东交谈。陈嘉庚看到共产党没有官僚习气，没有虚伪礼节，人人平等。这次交谈一直到天黑。毛泽东在窑洞前的院子里设“家宴”招待陈嘉庚，所谓的“家宴”都是最普通的陕北农家饭，一只鸡还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毛泽东来了重要客人而送来的。晚饭后，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到中央党校内的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在极其简陋的礼堂里，陈嘉庚感受着边区军民的热情与朴实。陈嘉庚在延安期间，参观了延安的工厂、医院、学校等单位并与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座谈，延安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在离开延安后，对考察团成员们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133]在返回重庆后的记者会上，陈嘉庚说道：“现为祖国抗日救亡的危机时期，希望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切勿多生事端，制造摩擦，致影响抗战大局，则国家民族幸甚！”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向广大华侨介绍自己在延安的见闻。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134]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陈嘉庚的宣传和带动下，南洋华侨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他发起成立了“南侨总会”，担任主席，动员和组织南洋华侨捐款捐物，并选派华侨司机、机工3000多人到滇缅公路帮助运输抗战物资，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陈嘉庚（前中）、李铁民（前左一）、侯西反（前右一）等抵达延安时留影

冈野进，日本山口县荻市人，1892年3月30日生。曾用名野坂参三、野坂铁、林哲。出身小商人家庭。先后在神户商业学校、东京庆应义塾理财科学习。

1913年，冈野进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友爱会”（后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1916年，冈野进首次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接受共产主义。1917年3月，他从学校毕业后担任日本“友爱会”常任书记，编辑《劳动及产业》和从事教育工作。1919年9月以“友爱会”特派员身份去英国，研究英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7月英国共产党成立，8月参加英国共产党，作为伦敦支部的代表，出席了英共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英共各种集会上演说，被英警方限三天离开英国。1921年年底应红色工会国际秘书长罗索夫斯基的邀请抵达莫斯科。1922年3月绕道欧洲回日本，在劳动总同盟做机关报《劳动》的工作。7月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劳动运动总同盟顾问。1923年起，冈野进专做党的工作，后遭被捕，出狱后创办《产业劳动时报》和《国际》两种杂志，长期同日本当局进行政治斗争。在1928年的大检举中再次被捕，直到1930年3月获释。1931年1月，他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3月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2年参与制定《关于日本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1935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35]

1940年4月，冈野进和在莫斯科治病的周恩来等同行，从莫斯科经新疆到延安，对日本军队进行反战宣传。他被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顾问，主持成立由日本士兵组成的“反战同盟”，10月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并任校长，主讲日本国内问题及时事、联共（布）党史等。1942年6月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3年5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结成日本人民战线的号召。1944年2月组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并参与发表《告侨居各地日本人民书》。冈野进在延安向中共七大秘书长任弼时提出希望能够旁听中共七大的想法，经过中央研究和批准，冈野进和“日本人反战同盟”队员、时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山田一郎（1939年5月入伍，1939年8月被俘，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到延安，1946年1月离开中国）等国际友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在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主义者和华侨党员中，有苏朕1人，日本4人，朝鲜2人，越南1人，泰国1人，印度尼西亚2人，菲律宾、印尼1人，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和从事华侨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及台湾地区代表1人，共15人。在中共七大开幕典礼上，冈野进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发表了《建设民主的日本》讲话。中国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回到日本，后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等职。[136]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1944年6月9日，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一直采取严密封锁的政策，特别是禁止中外记者前往参观采访。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延安之行，是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采访。参观采访团一行共21人，其中包括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普罗岑科，以及国统区各大报社记者。[137]毛泽东十分重视参观采访团的到来，他认为中外记者的到来打破了多年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要求负责接待的延安交际处尽快安排时间让自己同中外记者会面。在延安交际处的安排下，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

延安对于参观团的成员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向毛泽东提了很多关于时局的问题，毛泽东坦诚作了回答。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向毛泽东提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毛泽东说：“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138]鉴于当时国共开始重启谈判，毛泽东对这个记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提出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实行民主，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在中外记者的眼里，毛泽东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延安之行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且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中外记者都想不到的。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在延安期间分别或单独会见了采访团的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叶剑英还向中外记者团发表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讲演，通过记者的报道，在大后方和许多友好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44年6月，毛泽东等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合影

斯坦因在延安采访到朱德，后来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60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和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爱泼斯坦则谈朱德：“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在干完一天艰苦而又令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纽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淳朴的智慧。”爱泼斯坦在笔记中记录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139]爱泼斯坦在1945年9月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在纽约《下午报》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界的伟大人物之一。”[140]

为了让记者全面了解边区，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和乡村。在这里，记者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记者代表团在延安期间，普罗岑科在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帮助下”单独见了毛泽东。[141]7月12日，代表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父先离开延安，其余的外国记者在毛泽东“多走走多看看”的建议下，留在延安。斯坦因、武道、福尔曼在代表团的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后，不顾参观团要“统一行动”的纪律，都先后单独见了毛泽东并进行长时间的交流。[142]随后又先后前往绥德等地及晋西北根据地访问，斯坦因、普罗岑科继续留在了延安，多住了五个月。[143]

参观采访团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了许多书籍、文章和报道，向世界各国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5年在美国出版）、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等，都曾引起强烈的反响。[144]《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145]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4]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7]王渔：《董必武、李维汉任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载《学习时报》2011年11月7日第16版。

[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388页。

[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页。

[1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2]谌玉梅、罗平汉编：《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4]《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载《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802页。

[1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18]王渔：《邓发任校长前期的延安中央党校》（上），载《学习时报》2011年12月5日第16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五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

[21]《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2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23]《中央党校再度改组告竣，确定新教育计划》，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5页。

[26]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27]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8]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9]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1页。

[30]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31]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32]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案例教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08年版，第69页。

[34]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35]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3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7]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38]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39]《陕甘宁边区户口区划统计表》，载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40]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41]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第38页。

[42]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43]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44]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45]陕西省档案馆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47]张水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

[49]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50]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51]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52]燕斌：《延安生活片断》，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53][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长征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

[54]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55]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56]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57]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58]曹菊如：《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5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60]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www.xing528.com)

[61]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6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63]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6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6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32页。

[66]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67]边区银行：《银行报告》，载陕西省档案馆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68]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69]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70]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211，庆阳地区档案馆藏。

[71]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72]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

[73]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7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75]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76]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77]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78]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79]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页。

[80]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81]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82]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8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84]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8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86]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07页。

[87]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515页。

[88]曹菊如：《边币问题》，载陕西省档案馆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8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

[90]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91]王思华：《金融与物价》，载陕西省档案馆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9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93]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94]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

[9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9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97]白戈：《平抑物价与平抑工资》，《解放日报》1942年2月13日。

[9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66页。

[99]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4页。

[100]闫庆生、黄正林主编：《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01]中央档案馆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0页。

[10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104]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61页。

[105]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1页。

[106]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45页。

[10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08]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73页。

[10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10]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28页。

[111]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31页。

[112]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74页。

[113]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14页。

[114]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32页。

[115]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43页。

[116]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50页。

[117]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118]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61页。

[119]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12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6页。

[12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6页。

[122]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68页。

[123]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69页。

[124]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19页。

[125]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26]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27]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128]根据中国印刷博物馆魏志刚、罗树宝、李英等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

[129]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出版大事记》，征求意见稿1993年版，第50页。

[130]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131]董越千：《我所知道的白求恩》，载《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132]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133]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134]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135]李蓉：《中共七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136]李蓉：《中共七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37]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0页。

[138]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6页。

[139]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140]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5页。

[141]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页。

[142]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0—223页。

[143]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页。

[144]任文：《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5页。

[145]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