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丛书方面，解放社主要出版“两大丛书”（《马恩丛书》和《抗日战争丛书》）、“两大选集”（《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1937年，由解放周刊社出版《列宁丛书》，其中列宁著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并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以延安新华书局的名义刊出广告：“请读解放周刊社出版《列宁丛书》。”并出版了斯大林著的《论反对派》《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还有《共产国际纲领》等。1937年8月5日，延安青年出版社出版了1920年翻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即《共产党宣言》，该书在1938年8月再由解放社出版不同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一种。[124]有作为《革命历史丛书》的《中国问题指南》，汇编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历史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和决议。其他的书籍，有《东北抗日联军的经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以来的文件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解放文选》和刘少奇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从1938年起，解放周刊社正式用“解放社”的名义出刊物和书籍。中共中央于同年2月4日公开刊登启事：凡本党文件、领导人言论、本党历史等，均委托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八路军总部也同时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启事。中国出版社与延安解放社是南北呼应的中共的两家出版社。当时在武汉新知书店工作的地下党员徐雪寒接受党的指示，以中国出版社作为副牌，出版革命书籍。延安解放社的书由他们翻印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他们出版的一些书也由解放社翻印在边区发行。[125]
除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外，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的《西北丛书》（包括《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宁青》《抗战中的绥远》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李维汉、刘春等编），历史研究会编的《中国通史简编》（1—8册）等系列丛书陆续出版。
抗战期间还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吴黎平编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唯物史观》，陈昌浩著的《近代世界革命史》（卷一、二），聂荣臻著《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齐礼总编，李六如、和培元等编的《陕甘宁边区实录》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入“抗日战争丛书”出版。延安的许多研究会也编著了不少书，如社会科学研究会集体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何干之等著），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张闻天著），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编》（包括《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抗战中的中国》（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抗战中的世界丛书”等10种。[126]
中央重视对各种中级、初级的通俗读物的编辑与出版，陆续出版了一套“文化教育丛书”及中小学课本。文艺书籍出版方面，解放社还编辑出版过《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与生活》等文艺书籍。(www.xing528.com)
1937年1月初，中央财政部印刷所（亦即直属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印刷所）迁入延安。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停止了苏维埃货币的印刷。同年9月，中央财政部印刷所并入中央印刷厂石印部，负责各种有价证券的印刷。1938年6月，边区政府根据时局发展和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由中央印刷厂石印部负责印制“光华商场代价券”。1940年10月，由于国共关系日趋恶化，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贸易封锁日益严重，边区财政经济逐渐困难，光华代价券发行量不断增大并准备发行边币。边区政府决定在中央印刷厂石印部基础上成立光华印刷厂并负责印制光华券和边币。[127]在延安，货币的印制和书报刊的印刷主要由中央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承担。抗战时期的印刷厂除了印制货币及各种有价证券以外，主要承印大量的书报刊。战时，印刷厂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扫荡，还面临物资短缺等问题。刚开始印刷报纸采用石印机，后来为了提高效率，改为铅印，用八页机、十二页机、六页机印刷出报。后来，在敌人不断的“扫荡”中，恶劣的战争环境要求工厂军事化、轻装化。印刷工作经常受到环境影响并辗转印刷地点，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敌后根据地创造出轻便的印刷机——“马背上的印刷机”。印刷厂工人背起枪可与敌人战斗，放下枪便可整理铅字安装机器出版报纸，长年与敌人周旋。由于常用的八页机重约一吨，很不方便，为了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从1941年正式开始由印刷厂的牛步峰同志负责改制轻便印刷机。他最先将石印机改造成了轻便的铅印机，重约500斤，另外加上必需物资，共需要八匹骡子驮才能游击办报。由于过于笨重、转移不便和目标过大等原因，后来又创造出只用木头部件代替并使机器更加轻便的办法。那是在只有几件简单工具如锉刀、锯条、手摇钻的条件下，根据铅印机的原理，自造木头零件。经过了三次改造，至1943年夏，用枣木制成了木质轻便机（转轴利用石印机轴），只有手提箱那么大，重量才三十多公斤，一头骡便可以驮走，拆缷开可以人背、肩扛。拆装十分方便，一部印刷机器可以拆为七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五公斤。一旦敌情紧张，每人背上一件就可爬山越岭，每转移到一个地方，借用老乡的一个饭桌，几分钟时间内即可开印。[128]
边区的出版工作在1939年之前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纸张供应不足，到1939年4月，在边区政府主导下，创办了边区造纸厂，用野生的马兰草打浆造纸解决印刷用纸来源，到9月底，月产马兰纸达到10万张。12月30日《新中华报》报道：“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日出马兰纸一万张。”[129]边区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在印刷品的印刷数量上要严格限制。边区的两个印刷厂，每月排印的字数分别在60万和80万以上，每月出版字数达140万以上。同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最大书店，每月所能出版的字数最多也不能超过60万。边区每种出版物一般的印刷份数是2000份，多的一般为12000份。中国共产党的书报刊通过“秘密交通”将样书或清样发到重庆、桂林、曲江、香港、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翻印出版并使陕甘宁边区的出版物传播至全国。[130]延安时期的出版事业，适应了战争和人民的需要，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并经常影响着中国时局的演变，影响着世界舆论的动向，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华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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