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区,生活指数中最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粮食问题,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曾是引起党与群众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边区的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自1940年10月起,陕甘宁边区开始面临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这时,国民党不仅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军饷,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也几乎全部断绝。国民党还“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铧、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特产向外推销”等。[45]与此同时,边区内还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毛泽东回想这段历史时曾指出:“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那时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46]。肖劲光对于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回忆道:“我刮胡须使用的几片刀片,是我1930年以前在苏联学习时买的。回国后已用了八九年了……但由于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怎么磨也还是不锋利,刮起胡须来,还是疼痛难忍。其实,小小刀片,在西安等大城市都能买到,但由于顽军封锁,许多急需物资都进不来,这类小商品就更谈不上了。”从1941年3月,延安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比1938年的1.5万担增加了十多倍。延安县川口区从1940年缴纳公粮280石,到1941年缴纳850石,尽管1942年出现风灾虫害,1942年仍缴纳公粮635石。[47]群众负担加重,普遍出现了不满情绪。毛泽东就如何克服这种军民交困的局面给出了答案,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是在这一伟大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军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成功度过了最困难的1941和1942年。其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解决的部分,就占了在延安革命队伍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誉其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48]
▲抗战时期延安城内场景
萧劲光在描述1939年1月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的文章中写道:“1938年7月前,部队在给养方面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每天只有五分菜钱,一斤半粮食。以当时市价每元只能购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只能购买二斤,柴火只能购一百斤。假如每连人以一百人计算,每天只有五元的菜食钱。如果按照每人每天需要二斤蔬菜,五钱油,与两钱盐,和共需二百斤柴火计算;那么,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柴火油盐就买不到蔬菜了,吃猪肉则根本谈不上。且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经常发生吃不饱饭的情形,有的连队因蔬菜不够,利用陕北食盐便宜,而多放盐,节省蔬菜,但此仍非根本之办法。”[49]留守兵团的生活在延安和老百姓、其他部队、学校相比较是最苦的。到了1939年1月,经过了半年的生产运动,各个部队都建立了磨坊,磨坊的建立,使得每斗麦子可比老百姓磨得多出十余斤面,而且可得到麦皮喂猪,喂牲口,因此马料费可节省许多。鞋子、袜子、手套,每人都有两双以上(草鞋不在内),多的有五六双、十余双不等,使当年冬季战士无冻馁之虞。蔬菜大面积种植,猪羊大批喂养,战士们积极砍柴烧炭,等等。因此在伙食方面亦大大改善,不但油盐增加,且每周还可得两餐肉食。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同时在军备上也得到了部分补充。[50]在延安,人们过着供给制的集体生活。对来到延安的客人或者学生,在温饱问题上是有保障的。一位1939年3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回忆:“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日小米(糠不少)一斤,蔬菜一斤半,油三钱,盐五钱。每周一顿二米饭(小米掺杂大米)或馒头,菜汤上漂几片肉,节日可吃到一顿大米饭。每月零用费一元。”[51]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位鲁艺同学回忆,他们年龄普遍年轻,有的甚至还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单调,油水不多,平时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顿面条,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各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1942年2月考进延安大学的学生燕斌的伙食情况是,从春末到秋初一日三餐,早晚小米干饭,中午小米稀饭(无菜);秋末到春初一日两餐,都是小米干饭,吃小米干饭有菜,但数量有限,而且缺少油水。蔬菜主要是陕北生产的洋芋、南瓜和白菜,夏初至秋末配给一些菠菜、茄子、西红柿等新鲜蔬菜。不论吃什么菜,差不多都是“一锅煮”,菜汤各半。吃饭时由各班值日掌勺,每人一小铁勺,或者稍多一点。会餐和逢年过节时,菜里有肉,有时还加一个炒菜,一般由班上生活干事掌勺,按人分配。日常伙食除了菜限量,吃饭不限量。[52]
从1938年、1942年进入延安这三个学校的学生生活来看,在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温饱问题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从他们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出1942年比1938年的伙食标准稍有提高,至少吃饭不限量,这是大生产运动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实惠。
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各单位的伙食稍有改善,能够吃上馒头,菜里的肉片也多了。就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主食小米此时变成面食,并且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该校的学员都是日本俘虏,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他们的伙食会比延安学校正常的学员要好一些。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战俘学校)的食谱:
星期一
午饭:面条;
星期二
午饭:疙瘩汤;
晚饭:油炸丸子、汤。
早饭: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面条;(www.xing528.com)
晚饭: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53]
大生产运动后,当地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街上的饭馆里可以买到大米饭、馒头和面条以及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虽然还是以小米为主,但副食品花样多了,一天基本可以吃上一顿肉。
党中央为克服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缓解紧张的军民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赴南泥湾开发,到1945年,边区的耕地面积有1425.6万亩,比1937年的826.6万亩增加599万亩,单在1943年一年边区开荒的耕地达到97622亩。粮食总产量从1937年126万石增加到1943年的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的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边区政府提出“耕一余一”的口号。[54]延安时期,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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