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与抗战延安

1933年3月13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校长由任弼时担任，副校长为杨尚昆。同年4月，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校长改由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二大后，张闻天离任，李维汉担任校长，直至1934年10月该校停办。其间，董必武（1933年5月至1934年1月）、冯雪峰（1934年2月至10月）先后担任过副校长一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停办。

1934年10月，学校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中央党校部分学工人员也随中共中央参加了长征。据李维汉回忆：“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党校的干部参加了长征。党校的一部分学员和由地方调来准备创立新苏区临时放在党校学习的干部，也参加了长征。”[6]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恢复办学，更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改由董必武担任（直至1937年3月）。此后，中央党校在瓦窑堡、保安、定边等地辗转办学。

中央党校迁至延安后进入了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迁入延安后，校址设在延安城东五公里处桥儿沟的天主教堂内。中央党校对外称“延安中山图书馆”。初到延安时，中央党校的组织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学员班次设置方面按数字顺序编班。这种按数字顺序编班的方式，一直持续到1941年底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1937年5月前，全校共设七个班，“一、二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每班有30—40人；三班是从根据地外面来的知识分子，有40人左右；四班除两人之外，则全部是陕北地、县级（个别的班有区级）干部，人数最多，共有76人；五、六班是老干部、高级干部，如赖传珠、陈伯钧、罗炳辉、郭化若、朱良才、焦若愚等都在这两个班，这两个班还有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有的则是刚从敌人监狱里出来的，也都是党的老干部；七班则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班成员和新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组成的。全校共有学员三四百人”。[7]

李维汉任校长时期（1937年5月—1938年4月）。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的校长。

▲延安桥儿沟天主堂

李维汉担任校长期间，党校学员班次编至第十八班。学校设立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军事等研究室。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等课程。因为学校还有少数民族班和工人班，所以还设有语文、数学、地理、常识等文化课程。另外，学员每人都发有步枪和子弹，要求天天出操，还要轮流站岗，这也是党校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组织结构及人事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李维汉回忆，“在这一年里，学校的主要干部有：教务处主任成仿吾，成仿吾调任陕北公学校长后由王学文继任，副主任刘芝明；党总支书记先后有廖志高、李景膺、方仲如、张德生、张启龙；宣传委员先后有罗青长、夏耘、温建平、张拓；组织委员先后有章夷白、秦化龙、余代生，秘书王安邦；总务处长先后有白栋材、吴文遴、张志良、马定邦，副处长赵成群，管理科长王大甫，会计出纳牟泽衔，后为杜天长；自卫军大队长陈庆先，副队长李振运、赖传珠”[8]。

1937年上半年中央党校曾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揭发与批判。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中央党校就按照中央精神在全校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活动的批判。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陈昌浩、张琴秋等，都曾对张国焘进行了揭发与批判，并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十分注重党校教育。早在1936年12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9]按照传统，这时的中央党校也常请中央领导人来校作报告，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就都曾到校作过报告。1937年间，毛泽东经常到党校讲授哲学课程。1937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的报告。1938年4月，张闻天在中央党校作了《传达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

针对当时中央党校教员讲中国革命问题课程时，基本上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讲到西安事变的情况，毛泽东在1938年1月的中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问题课程，党校高级班和低级班都从辛亥革命讲起。”[10]据此，中央党校的中国革命问题课程都从辛亥革命讲起。

康生任校长时期（1938年4月—1938年11月）。1938年4月，李维汉调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康生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同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康生任即将成立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并卸任中央党校校长。由于康生不常驻校，学校设副校长一职，由柯庆施从1938年4月一直担任到1939年1月。

1938年11月，康生离任时，学员班次已编到第二十九班。这时党校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党校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主要管理党校的日常教学和行政后勤工作。主任初为王学文，后改为柯庆施，成员主要有刘仁、张启龙、曹轶欧、杨群一、刘芝明等。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仍由张启龙担任。学校增设了秘书处、干部处和马列主义研究室。秘书处处长初为刘仁，后换成了杨群一。干部处处长为曹轶欧。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由王学文兼任。另外，总务处扩大为校务部，由方仲如担任主任，下设管理、供给、会计三科。

1938年8月22日，正值中央党校第十六、十九班学员毕业之际，毛泽东对全校师生作了《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到中央党校讲课的中央领导人还有周恩来、谢觉哉等。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11]等历史任务。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在此报告中，张闻天以较长篇幅论述了党校教育问题。关于党校教育，他强调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12]

陈云任校长时期（1938年12月—1939年12月）。193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陈云担任校长期间，中央党校在1939年2月从桥儿沟搬到了延安城北关的小沟坪。组织结构方面，取消“管理委员会”，由谢觉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39年2月至1940年9月），主要负责党校日常工作。另外，秘书处与总务处合并为校务部，干部处合并于党总支，全校属于教务性质的部门都列入了教务处。校务部、教务处与党总支一并成为中央党校的三大部门。

党校教员讲课的次序从党的建设、中国问题、政治常识开始，再讲军事、列宁主义，最后讲政治经济学。其中党的建设和中国问题在党校课程中所占比重十分大。陈云和谢觉哉在党校讲过党的建设、中共党史课程。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来校作过报告。毛泽东在1939年2月5日作了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报告，强调了“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3]。同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党校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此报告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传播，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被列为22个整风必读文件之一。此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邓发任校长时期（1939年12月—1943年3月）。邓发从1939年12月开始担任党校校长直至1943年3月20日。但从1941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起，中央党校的工作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指导，具体事务主要由彭真负责。(www.xing528.com)

从1939年12月至1941年12月，中央党校在组织结构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变化。1940年9月，谢觉哉调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后，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也长期空缺。直到1943年3月，中央党校才重设副校长一职，由彭真担任副校长。就学员班次来看，到1941年底时，已编到第五十五班。第五十五班，是中央党校在延安时期按数字顺序编排的最后一个班。

学校课程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因为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下发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课程的安排，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14]

按照中共中央精神，这时的中央党校十分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当时讲唯物史观，就从猿变人开始，一直讲到资本主义。讲联共党史，主要是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章一章往下讲。因此，教条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当然，这与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在延安的其他学校，如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0年8月，中宣部在其所颁发的《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15]据此，中央党校又对其所教课程作了适当调整。以邓发为例，他就在1941年期间对党校全体学员作过题为《目前形势——苏德战争》《关于加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等大报告。

1941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报告中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报告提出“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6]同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是号召：“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1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1941年9月开始，中央党校曾“停止学习原有的五门课，改学抗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其教材就是当时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本书。课程改变之后，党校对原有的教研室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将原有的四个教研室合并为两个——时事政策研究室和理论研究室，分别由杨英杰和宫释夫任主任”[18]。

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由重庆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毛泽东主持下的中央党校（1942年2月—1947年3月）。毛泽东从1942年2月开始直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直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央党校停办。

1941年至1943年，毛泽东先后三次对中央党校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不论在办学目的、方针，还是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次改组。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对目前党校的整理办法》。决定将军政学院合并于中央党校，将在延安的七大代表编入中央党校，从中央机关选调一些高级干部入中央党校学习。[19]这是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的第一次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党校对党校教育的目的、学生入校条件、学生来源、班次设置、学生待遇、修业年限、开学时间、学校组织机构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学校办学目的改为培养党政高级干部，县级班和文化班都取消。同时，健全了学校组织结构，延长了学制。学校班次设置方面由数字编班改为按文化程度编班。由于学员人数大为缩减，主要编为高级班和高级预备班，在此基础上又分正科、预科。教学方面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大大加重了时事问题课程的比重。改组后的中央党校组织结构，主要设有校长、秘书长、教育处、校务处、校务会议、总支委等职位和机构。党校直属中央宣传部，处理党校日常事务的机构是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草案时，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由任弼时、陈云、邓发三人组成的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增补王稼祥、洛甫（即张闻天）参加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20]

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党校校训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21]

第二次改组。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给延安干部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此为标志，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正式启动。为了更好地推进整风运动，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近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22]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第二次改组。改组后的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并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由邓发、彭真、林彪三人组成新的管理委员会。毛泽东、任弼时分别负责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和组织指导，邓发主持校务会议。从这时开始，邓发虽名义上还挂着党校校长头衔，实际上已不太起作用；彭真担任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由于林彪并未到校，因此党校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彭真领导下进行的。党校在教学内容上废除了原有课程，只学党的路线。最后，扩大了学校规模，不仅将军事学院高级班归并党校，还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以300—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

4月1日，《解放日报》以《中央党校再度改组告竣，确定新教育计划》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中央党校“再度改组的目的，据负责中央党校政治教育的彭真同志谈，‘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中央党校“教育内容将以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历史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有各时期革命不同的政治环境，党的思想方法，党的政策，以及组织问题，军事问题，使党的建设，哲学思想等类课程，得以有机的联系起来，不致再行割裂，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习方法，系采用毛泽东同志所谈的‘古今中外’法，由古至今，由中至外，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再吸取中国以外的东西”。[23]

▲延安北关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

第三次改组。1943年3月，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与精简。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并决定中央党校由宣传委员会管理，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为了推进整风、统一全党，将各地干部纳入中央党校学习。中共中央1943年1月1日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24]“在华北华中大批党政民干部来延后，中央党校应开办第二期。”[25]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开办了第二期，壮大了学校规模。党校校长明确由毛泽东亲自兼任。彭真由教育长升为副校长，具体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整风精神。

中央党校经过三次改组，毛泽东取消了党校原有的按数字编班设置，而按文化程度分设正科、预科。正、预科下面又设班，即支部（一个班为一个支部），支部设有支部书记、学习委员、生活委员、组织委员等，组成领导核心。学校开展各项工作时，一般以支部为单位进行。这是党校的最基层领导单位。这种正科、预科的班次设置一直持续到1943年中央党校开办第二期前。实际上，毛泽东原本也想按正科、预科的班次设置来接纳第二期学生。这主要体现在1943年3月28日由毛泽东、彭真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第二期招收新生简章》中。但随着人员的大量增加，毛泽东最终决定成立党校一、二、三、四部来接纳第二期学生。当时各部均设有主任、副主任，并下设学员支部（一般由支部书记、学习干事和生活干事组成）。1944年，又成立了五、六部。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员们奔赴全国各条战线，各部也相继取消。1945年9月16日，彭真（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地区。1946年初，第五部从中央党校划出，恢复原西北局党校建制。此后，中央党校的人员迅速减少。

1947年3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延安中央党校的历史正式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