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推进文艺整顿的重要会议

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以文艺工作为专题的座谈会来解决当前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到23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文学家和艺术家，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绝大部分人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有的随军深入敌后，有的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初步实现了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工人农民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达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目的。但是，也有一些文艺工作者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部分文艺工作者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等小资产阶级观点观察革命队伍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不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习惯革命的集中领导，对延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表露出一定的不满；一些作家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工农兵则“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轻视或忽视了普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政治思想混乱；有人夸大革命工作中的某些缺点，甚至把抗日根据地说得几乎漆黑一团，宣扬“人性论”，颠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49]。1942年4月，毛泽东针对文艺界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在与艾青交谈中，谈到：“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50]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文艺工作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主旋律，而且违背了一些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的初衷。毛泽东在了解文艺界内部情况以后，认为延安文艺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51]

▲抗日救国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毛泽东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经过充分酝酿和对延安文艺队伍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文艺主张，以坦诚和信任的态度，同文艺家们敞开心扉，促膝恳谈，平等论辩。从对抗战五年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严酷现实的审视，到对五四运动二十三年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回顾，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共识。每次座谈会都有100多人到会。毛泽东和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5月2日，第一次座谈会，毛泽东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接着论证了文化大军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人性论，有人提出爱是永恒的主题，也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气氛活跃，畅所欲言。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看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想法和做法上有很多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特点。[52]很多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不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不懂劳动人民的语言，嘴上说是为人民服务，事实上倒是人民为自己服务，很多时候优待自己，给自己方便。无论是“文人相轻”的情绪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谈吐，大家的发言都很少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53]这次会议对文艺界整风开了个头。

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仍然是大会讨论。与会者争相发言，且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毛泽东、朱德等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并时而深刻时而诙谐地插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畅。”[54](www.xing528.com)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总结讲话。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纠缠具体问题，从问题的根本入手。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毛泽东一下子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55]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深刻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56]

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7]著名作家杨沫回忆：“刚到根据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做群众工作，就好像自己是个救世主，是来解救群众的。后来，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斗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党教导我们紧密依靠群众，正是在党的指引下，我们跟群众生活在一起，住在老乡家，吃在老乡家。很多次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的老乡就挺身而出，用他们的生命来掩护我们。老乡们有时把我认作女儿，有时又把我当他们的儿媳妇。我的生命是老乡们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下来的。残酷的斗争，使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群众的品质是高贵的，群众是可敬可爱的。”[58]

朱德在座谈会上也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针对有些人自夸要做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明确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有些人反对转变立场的观点，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他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的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认为“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相信大家经过整风，“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59]

毛泽东、朱德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思想上豁然开朗。座谈会后，作家中有的下乡当文书，有的入伍当文化教员，有的进工厂当工会秘书，同工农兵打成一片。这时候的文艺创作就有了崭新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生动的语言。[60]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认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的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欧阳山的《高千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一批新作品。街头画报、街头演出、街头音乐、街头诗朗诵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也开始活跃起来。[61]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充分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巨大作用。从歌剧《白毛女》中扮演黄世仁的演员陈强差一点被愤怒的战士观众开枪打死的史实，到气吞江河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解放军进行曲》歌声中，无不看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必要性和重要性。座谈会又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结合座谈会的情况，经过深邃的思考，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写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