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抗战中的思想改造

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党中央首先在高级领导干部中进行整风。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使得党的高层在思想路线上达成共识。其特点是从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34年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入手。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27]毛泽东在报告中，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发，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精辟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准确、科学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报告成为党的整风重要文件。

为解决高级干部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做了大量具体而扎实的工作。在组织措施上，为了加强干部对中国实际的了解，中共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同时，为了加强对党的干部思想方法的提高，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毛泽东任组长，以便加强对党的理论学习的指导。在政策措施上，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由王稼祥起草，这一决定着重强调了遵守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本位主义和思想上的个人主义现象。《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起草，该决定就中央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各根据地政府机关等设置调查研究机构问题、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关于在职干部的学校对干部调查研究的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毛泽东就整风问题与中共高级干部谈话

在对历史经验总结上，中央把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高级领导干部，要求认真阅读，结合党的工作实际和历史进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六大以来》文献的阅读和研究对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胡乔木曾回忆道：“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28]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就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9]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列主义。毛泽东对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王明回国后党内主观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30]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不但结合党的历史分析了主观主义，而且对主观主义的来源也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党内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泽东还强调提出中央高层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克服主观主义，首先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31](www.xing528.com)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他还指出：“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32]博古在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33]博古表示，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王稼祥分析了产生主观主义的根源，认为主观主义的产生，“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34]。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

当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时，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9月26日，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和各根据地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文件。中央高层领导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认识，对在全党开展普遍整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