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延安：精兵简政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精兵简政”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缘于陕北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一个提案。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威胁之下。此时边区行政人员已从1938年的1.6万人增至7.3万人，征收的公粮从1938年的1.5万石，1939年的5万石，1940年的9万石，1941年猛增至20万石（后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边区政府研究决定减征公粮4万石，由原来20万石减为16万石）。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息），以弥补财政赤字。加之边区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在干部作风方面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毛病。这种矛盾能否得到及时解决，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以至整个抗战能否坚持的严重问题。[17]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原有的机构和人员显得相当庞大，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希望参议员们为减轻群众负担，克服目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献计献策，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鼓励参议员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米脂县无党派人士、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在听了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后，被毛泽东的话打动。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实际情况，准备了一个“精兵简政”提案。他在与一些党外参议员交换意见征集签名时，有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这个建议有怀疑，曾数度劝阻不要提。但他经过认真的思考，终于顶着不少人的反对意见，和姬伯雄等十一位参议员联名提出了“精兵简政”提案。

▲中共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图中前排左二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排左三为副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

提案原文如下：

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的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的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一提案正式提出后，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个别人甚至怀疑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对于精兵简政，本来就有不同看法，有支持的，有怀疑的，还有反对的。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走到台前，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是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的。同时，还就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支持的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主张，犹豫怀疑的人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收回了自己的意见。(www.xing528.com)

提案在大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会议以165票（出席大会的参议员219人）的绝对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会后，毛泽东又登门拜访李鼎铭先生，进一步征求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要对精兵简政进行研究，要把它作为共产党的一项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

1941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的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

为了把精兵简政引向深入，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文章指出：“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8]由于精简节约以及生产运动的开展，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公粮负担，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总计为20万石，1943年18万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减少为12万石（缺1942年的数据）。[19]留守兵团在第一次的精简中，从9000人精简到6000人，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留守兵团直属队又缩减了1400人。[20]

李鼎铭先生不仅是精兵简政的首倡者，而且也是积极的领导者和执行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不久，11月27日，在边区政府首次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新当选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就精兵简政问题作了详尽报告和具体安排。随后，边区政府开始了紧张的宣传动员和准备工作。

1942年1月，开始第一次精简。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工作，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同年5月，开始第二次精简。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政务和事务适当分开了，边区政府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四厅合署办公；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等。从1943年1月开始了第三次精简，到年底结束。经过三次精简，政府机关裁并了四分之一，工作人员减少了35％；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从原来的7000多人减少到2000人。这次精简达到了毛泽东于1942年底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五项目的。1944年1月，李鼎铭在政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对边区的精简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给予了高度评价。

精兵简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效率，对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