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抗战中的延安，国民党反共阴谋揭露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不仅没有消灭八路军，而且八路军还继续壮大，国民党急切地想要进行报复，于是开始谋划第二次军事反共行动。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华中新四军发动大举进攻。

1940年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前往重庆，谈判解决华中问题；同时，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商讨新四军活动区域问题。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长篇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其中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到中央的“五四指示”后，陈毅、粟裕立即执行，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在苏南地区围歼新四军的阴谋。但是，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三支队，由于项英固执己见，迟疑不决，没有及时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结果丧失了转移的有利时机。特别是项英对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仍然估计不足，不做应对准备，使得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周恩来分别于5月底、8月下旬两次赴重庆展开谈判工作，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和争取苏、英、美等国家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叶挺对于中央的指示衷心拥护，他曾以自己和项英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要将大批工作人员疏散到封锁线以外，并将部分物资经苏南运至苏北以迷惑对方，然后部队突然由现地渡江，转移到皖北。

1月4日，顾祝同根据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调集七个师7万多人的兵力，在皖南新四军转移的道路上设下重重埋伏，对新四军形成了包围之势。1月7日拂晓，新四军主要领导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的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一、二、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的猛烈袭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仓促迎战。这就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途经安徽泾县茂林的新四军。

事变发生后，因为通信一时中断，直到三四天后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解救新四军的焦急心情，1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做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此前两天，刘少奇、陈毅曾向中央建议：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部，苏北新四军包围韩德勤部，以与国民党交换。毛泽东复电同意：“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14日，中央在给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皖南新四军被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但是，这一情急之中作出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施。至14日，被围的新四军弹尽粮绝战败，最后仅有近2000名官兵冲出重围，其余大部被俘被杀。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被扣押，项英、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三人被副官刘厚总叛变杀害。[33]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检讨这次新四军失败、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冷静地分析局势，提出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同时他又指出不能马上与国民党打内战。中共中央迅速确定了方针：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取守势。

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并取消番号，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国共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

同日晚上，当得知国民党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后，周恩来致电何应钦，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赶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返回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又连夜为皖南事变写了题词和挽诗，决定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当时，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凡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和报道一律扣押，不准发表。报社通过技术手段，《新华日报》在18日的报纸上赫然刊登着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戊，相煎何急！”一首挽诗。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挽诗。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五人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要求国民党取消17日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由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发表谈话，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我们的立场和解决的方法。

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布成立，陈毅等将领通电就职，并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继续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指出皖南事变是酝酿已久的反共事件。

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提出的这十二条善后办法，合情合理，不仅受到全党一致拥护，而且得到党外人士的高度评价。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谴责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更是仗义执言：“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由于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加上苏、美、英不断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

蒋介石为减轻国内外各方面的责难，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一再邀请共产党参政员出席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以图粉饰国共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蒋介石拒不答应中共提出的条件，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本次参政会。迫于外界压力，3月8日，蒋介石还被迫出马，作《中共七参议员不出席参政会之理由》的报告，表示以后决无“剿共”事情发生，间接表示愿意部分接受中共提出的两个“十二条”。[34]

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以血的教训和代价中被击退，国共关系又开始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2]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4]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5]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6]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8]荣孟源：《国贼蒋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91页。

[9]荣孟源：《国贼蒋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95页。(www.xing528.com)

[10]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1]荣孟源：《国贼蒋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97页。

[12]荣孟源：《国贼蒋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99页。

[1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14]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15]雷云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6]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7]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8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18]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9]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0]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1]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24]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25]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2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

[27]王绍军、张福兴：《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28]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29]荣孟源：《国贼蒋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06页。国民党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武装摩擦事件，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新的危机。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3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32]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33]刘红：《蒋介石大传》（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34]刘红：《蒋介石大传》（下），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