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前的路线之争。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1937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关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和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于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21]“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22]“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23]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然而，1937年11月29日，事情发生了波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到延安，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新政策”。王明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十二月会议”）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否定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认为离开国民党就不能战胜日本。由于王明说他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无法分清是非。许多人以为自己错了，作了自我批评。有些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总结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张闻天、刘少奇等则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少奇先后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在11日、12日的两次发言中，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同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对王明的一些错误批评，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24]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分歧意见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时，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些工作使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得以纠正。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报告，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的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表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938年7月，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8月初，王稼祥历经艰险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作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特别说明：这是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内对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还没有破除。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教堂召开。29日，张闻天致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王稼祥向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会议的最后两天，毛泽东作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分析。全会重申了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www.xing528.com)
▲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全会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组织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北方局工作的报告，项英、陈云也作了报告，彭德怀、博古、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分别就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作了发言。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7人，各地区各单位负责同志36人。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全会上针对王明无视党中央、违反党的纪律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会决定撤销王明把持的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设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充实北方局，以杨尚昆为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是距1934年五中全会之后、时隔四年多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也是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总结历史经验，感慨地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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