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延安：毛泽东确定持久战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5月，毛泽东对战胜日本侵略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日本必败的结局进行了准确预测，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坚定中国人民的必胜信心，规划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至徐州失守前，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试图预测抗战的前途。

“和谈论”。七七抗战后，《大公报》在1937年7月13日报道，蒋介石只“希望以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宣称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不能抗战。冯玉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准备呢？”蒋介石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吗？”[8]日本人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8月13日，又进攻上海，打破了蒋介石的部署和心理底线。从上海抗战开始，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谈判也同时开始，到11月的时候，又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但日本人的野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第23期上发表了《反对汉奸的和平运动》一文，随着全国人民一再申斥投降阴谋，蒋介石最终被迫选择放弃和谈。[9]12月中旬，日本进攻南京，发生南京大屠杀以后，种种渠道的和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未获成功。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只是撤回了驻日大使，仍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继续保持着对日本秘密联系的各种渠道。[10]

▲抗战爆发后，对于投敌叛国的汉奸，民众深恶痛绝，路边书写了“当汉奸者杀无赦”的标语。

“亡国论”。早在抗战开始前，国民党上层统治者中就有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既是投降论的代表，也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邹韬奋先生在1938年《抗战一年》中写道：汪精卫公开谈“和平”，一大篇一大篇的演词和谈话登在党（国民党）报上。[11]像汪精卫这种悲观的情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影响到了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另一个投降派代表人物周佛海，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大谈如何收拾战局、与日媾和，并攻击共产党和其他主张抗战的人。

“速胜论”。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既和日本准备和谈，又把抗战的前途寄托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和依赖英美苏等外力援助的干预上。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苏联一定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在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就更加有市场。《大公报》在社论中竟然认为，这是向日军反攻的开始，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而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看成是“敌人的最后挣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荷、印、澳、加等国决定对日作战，国际间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蒋介石认为美国很快能战败日本。这更加提升了国民党内部的速胜论市场。[12]

“持久战”。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市场的，但一些人过于看重国民党200万正规军的力量，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提出了这一观点。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后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作持久战，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事业。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方针。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13]1937年8月24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14]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折、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15]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16]1938年5月，在抗战进行了十个月后，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经验作一个总结性阐释，特别是应着重研究持久战问题。用事实来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说服速胜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不朽的长篇军事论著《论持久战》。(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撰写《论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战是持久的；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从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转述了一位外国记者对《论持久战》的评论：“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17]《论持久战》不仅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18]据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19]

为了使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书稿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出版，向海外发行。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专门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希望此书能在世界各国唤起若干同情，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论持久战》同样获得了高度评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