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洛川会议：毛泽东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7月8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指出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从而紧紧抓住了中国抗战政治领导的旗帜。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强调只有实行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改革政府机构、争取广泛外援等八项办法，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向全国提出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共中央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也加紧进行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为了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制定党领导抗战的方针政策，8月8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3]

对于新编成的八路军来说，一个新的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赴抗日前线，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战术展开作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

▲洛川会议会址

会上，毛泽东在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他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发展。[4](www.xing528.com)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和《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5]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6]

朱德在会议上也就军事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和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都表示赞同，形成了一致意见。但由于出兵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充分展开讨论。

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7]洛川会议上解决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作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在于：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山西地形险峻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而有利于我军开展山地游击战，可以有力牵制华北日军南下；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地盘。日军的大举进攻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而他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抵抗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抵抗日军，他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选择并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则不会有威胁，还可把八路军作为暂时的同盟者。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