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抗战延安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20日突破阎锡山部队的黄河防线，在75天连续作战中，转战30多个县，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1.3万多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多人，筹得款项30多万元及大量物资。[13]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阻拦后，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党中央于5月初决定红军撤回陕北，结束东征。红军东征结束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坚持“进剿”政策，党中央迫于形势又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红军西征军从5月下旬至7月底，攻取宁夏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在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的同时，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两广事变”。蒋介石被迫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事变，分散了对陕北根据地进剿的中央军兵力，给了中央红军发展的机会。

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红军西征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解除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对中央军的顾虑，还是对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极其重要。党中央借机大力开展了对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合影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张学良、国民党六十七军王以哲建立了直接联系。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

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这次历史性的会谈，从4月9日晚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时才结束。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这次重要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向东北军派驻代表，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到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代表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与杨虎城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红军代表驻西安开展工作、联合抗日等协议。从此，中国共产党同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做了促进张学良、杨虎城团结合作的工作，派代表同新疆督办盛世才沟通联系，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6师师长高桂滋和哥老会的工作，并同回族人民建立了联系。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地区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开始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www.xing528.com)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召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一大批高级将领、政府要员到西安布置“剿共”，在这批人到达后的数日里调集数十万中央军逼近潼关。蒋介石仗着数十万中央军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服从命令，开赴前线进攻苏区；要么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14]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讨大计。12月13日，党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郑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换来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北文化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