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显然不是一个守旧的王朝，它不仅有守成的实力，而且有一种开拓的气势。它有哪些创举？对后世又有怎样的影响？这些主要体现为三大方面：制度之立、巩固之基、内外之盛。唐朝有很多开创的制度，这里具体针对两个方面重点讲解，一个是三省制，一个是《贞观律》。而对于巩固之基聚焦两个话题，一个是均田制，一个是府兵制，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互相成就。另外，从边疆的开拓和人才聚集可以看到内外之盛。
首先来看制度之立，关于三省制和《贞观律》。三省制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中央机构有一个发生演变的过程。先秦时期相对简洁，到了秦朝有一个重要的开创，三公九卿制，当然“九”并非确数，有时候也称之为三公诸卿。在秦朝之时，三公九卿制是依照《周礼》的规定，采用三的倍数，三公相当于将国家的核心权力一分为三，也就说皇帝之下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管下面的九卿，他主要管理政务；太尉是掌管军权，因为秦始皇多疑，往往掌管军权的太尉由皇帝兼任；御史大夫掌百官的奏折，而且负责监察。当时通过三公九卿构成了一种所谓的权力的分散，能实现互相监督，而最后由皇帝自己来拍板。需要区分的是，三公和欧美的三权分立不是一个概念，秦朝主要聚焦于行政权，而西方欧美的主要针对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秦朝时实行三公九卿制，西汉的时候三公九卿作为外朝，汉武帝将一些心腹重臣安排为内朝重臣，由此开设了尚书、侍中、司马等制度，刚开始这些是比较低的职位，后来出现了独特的面貌，成为皇帝身边的成员，又由于皇帝不断怀疑，这些内臣逐渐外朝化，到隋唐的时候三省六部初见端倪，作为内侍机构的所谓中书、门下、尚书，此时已经得到外化，成为政府名正言顺的几大机构。
唐朝之时构建起了相对严谨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职责各不相同。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根据皇帝的意思来起草诏书，但写成之后并不会直接发布，监察驳回机构门下省会一遍一遍地查，门下省合格之后，于是下发给尚书省，由尚书省派给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涉及很多方面，如官员考核、刑法、户口、礼仪等等。三省六部并非唐朝的完整面貌，在六部之下，每一个部又设立了四个小部门，称为四司，共二十四司。在三省六部外，还设立了九寺和五监，有一些部门知名度很高，比如太常寺、大理寺、国子监等等。总的来说，唐朝的制度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简称为三省六部制或叫三省制。这个完备的体系形成于唐太宗之时。唐朝以后，无论是五代时期还是宋、元、明、清，虽然其间这些部门有过合并，有过裁撤，但是制度结构相影响深远。唐玄宗之时编纂了《唐六典》，《唐六典》中就将三省六部作为一个稳定的结构传之后世，以至后世对唐太宗三省六部都有崇敬之情，后来东亚很多国家都学习了这个制度。因为它不仅具有形式，更具有实效。唐代决策的科学化，时代相对的平稳，乃至于出现强盛之势，和三省六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提到法律，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是缺失法律的，以为是用人治来代替法治。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也是进行了很多法治的尝试，比如说在战国后期法家的崛起，再如秦朝社会中的严刑峻法等等，也就是说法治的标准化是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日后的每一个朝代都不会放弃对法治的努力，唐代有《贞观律》《唐律疏议》，宋代有《宋刑统》，明代有《大明律》……中国法制是一条完整的脉络，但是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法律将春秋大义、儒家经典、道德情操融入其中，所以中国在判案的时候，彰显了情味，因而如今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中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
《唐律疏议》是唐代重要的法律典籍。李渊在位的时候用的是《武德律》，但这部律法并不全面，因为其中借鉴了很多隋朝的律令，难免严峻，法不够柔和。唐太宗之时就进行了《贞观律》的编纂。后世对《贞观律》的评价极高，因为它是以百姓为念，其中去掉了很多严刑峻法，而且定下了重要的规矩。随着社会的发展，唐高宗的时候，先后编成了《永徽律》《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对前面这些法律条文的重新汇编汇总。《武德律》崇尚仁义，有很多民本的色彩。《永徽率》奠定了基础，是后世的典范。由此可见，《贞观律》对唐代而言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律典籍。如果《唐律疏议》是一座大厦，显然它的根基与框架是《贞观律》所确定的，《贞观律》对于《唐律疏议》起到了定格局的作用，例如范本怎么弄，事情该如何描述、如何商议等等。可见《贞观律》对后世法律体系影响深远。
均田制和府兵制是唐王朝的巩固之基。均田制是关乎生产以及国家赋税，而府兵制和军事征战有关，也和社会管理有关，二者是如何联系的，又各有什么特色呢？
均田制重在一个均字，它为天下百姓而均，但并不是将所有田地重新划分，国家在战乱之后，无主荒地较多，国家将自己手中的无主荒地分给百姓。既然要分就得有规矩，这个制度始于北魏之时，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便推行均田。当年将田地分为露田和桑田，露田是百姓只能耕种和收获，向国家交赋税，不允许买卖，也不能传之子孙，而桑田名义上可以种桑树，满足男耕女织，而实际上是可以变通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买卖，也能传之子孙，类似于个人的田产，这两种分田方式使得民心大悦。唐太宗将露田和桑田进行了转变，改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口分田就是百姓耕种交赋税，不允许买卖，而且不能传之子孙。永业田能够留给后人，属于家产。政令施行后，百姓安居乐业，相对安康。
唐太宗还对北魏的一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从北魏开始，国家征收赋税分为“租”和“调”，租主要是关于钱和粮，而调主要是关于布匹。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租庸调”，庸是调和之意。国家除了需要民众交钱粮、布匹之外，还需要他们服徭役，铺路架桥，负责值守，在驿站迎来送往等。但频繁的徭役会影响百姓的生产，为了保证劳动时间，尊重百姓的意愿，给百姓一种变通的形式——庸。“庸”也称纳捐代役，就是用一种政府专门规定尺寸和质量的比较高端的布匹来代替徭役。因为在唐宋之时，个别的绫罗绸缎也视为货币，也是具有这种流通性的。唐太宗在这项改革中完全做到以民为本，他一方面继续推行均田，而且加以完善，同时进行了租庸调的变革，使得民心大悦。
唐代在前期还有极具特色的府兵制，府兵是在地方的行政单位来开府屯兵，这些兵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兵农合一的百姓。在春夏秋的时候，让百姓去耕种，打理自己的田地，而到冬天的时候百姓容易发闲，闲下来就容易作奸犯科。府兵制将百姓调动起来，不仅可以军事训练、地方巡逻、武装国家，而且这些府兵不用国家来养，不用给他们发放俸禄，国家也不需要提供武器装备，很多是百姓自备武器，所以国家以很小的军备开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队。(www.xing528.com)
府兵制使得兵农合一，百姓比较朴实，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此时唐王朝重内而虚外，国家的重兵设的军府主要是在内地，而边关设立较小，所以边关不会构成对内地以及对中央的挑战。唐太宗这个非常科学严谨的规划，将农业生产、国家的赋税、徭役乃至军事的兵役牢牢地结合起来，在这些制度之下，国家日益强盛。
接下来我们谈谈“内外之盛”。内外之盛包含两个方面，对外是开疆拓土，对内是人才济济。因为不管是在唐朝还是隋朝，北方都有非常强悍的敌人——突厥，他们时常威胁中央。唐太宗刚即位时，有一次突厥的可汗率重兵兵临城下，一度情况非常危急，尽管唐太宗当时非常果断勇敢地化解危机，但突厥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日后唐朝韬光养晦，终于在将军李靖率领之下荡平了突厥势力，双方和好，而且长城以北大部分地区归入唐中央的管辖范围。
对于少数民族的治理李世民采用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经营政策，一种是册封，一种是和亲。
李世民用武力征服一个地区之后，多采用经营政策，尊重当地的意愿，多用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来管当地的事务，中央只建立一个机构负责监督协助。因此，当地少数民族大悦，将唐太宗共尊为天可汗，还专门修了一条路，由长安直通塞外，作为参见天可汗路。李世民为笼络周围的少数民族，将他们的首领册封为王。为了加强中原和少数民族的联系，和亲也是李世民的重要策略。吐蕃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传为汉藏之间的佳话，对于西藏后来文化发展，包括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世民时期朝廷内是人才济济，这些杰出的人是如何冒出来的呢？他们需要一种培养选拔的机制，唐代就找到了完美的契机——科举。科举也是有其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是血缘制的世卿世禄；在秦代是军功爵制，靠文吏的吏干之才；汉代初期对秦制加以延续，到汉武帝时期，采用过察举制，地方向上推举官员；曹魏之时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很多世家大族开始把握入仕之权；直到隋的时候开始科举制定型，但是实施力度不够，选拔的人也不多；唐朝的时候制度基本成型，而且传为佳话。
唐代的科举有很多科，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进士科，进士科除了考墨义，还要考诗赋和策问，因此当时的诗赋极具特色，奠定了唐代独特的诗风，也奠定了唐代独特的文化修养。
有一次，李世民在开春的时候，将地方的举子们聚集在京城，由当时的大臣们一起来进行再选拔。当时虽然开春，天气还是比较冷，但是这些才子们克服困难，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想办法将试卷写完。在长廊之中的李世民看后非常高兴，他说才子们是国家之希望，天下这些人才入我殻中。李世民以人才为荣，也以培养人才为傲。
这里我们梳理了唐王朝对外和对内的政策、相关的制度，以及百姓的生活。体现了唐王朝的恢宏和内外之盛。“贞观之治”也是渐入佳境。当我们整体把握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之旅，他借鉴了隋朝灭亡经验，自己也破旧立新，渐入佳境之后，我们如何来回望“贞观之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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