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青少年通识课：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思想的自觉时代

到了元康时期，有人就反思，如何不硬碰硬还能保持个性，尤其是保持贵族不同于庶族寒门的高贵的思想，还得有贵族范儿，和政权能够融在一起，其代表人物就是阮脩与王戎。

《世说新语》文学篇之中说，阮宣子（阮脩）很有“令闻”（好名声），而当时太尉王戎非常的吝啬。据说卖杏给别人时，把杏的核都给抠下来，别人问为什么，他说怕别人拿着核再去种。投靠司马氏政权的太尉王戎见到了阮脩就问了一个问题：老庄与圣教同异？意思是，你们所谈的老庄思想与儒家的圣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差别？阮脩回答三个字“将无同”。

对于什么是“将无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体上意思就是差不多，也就是说存在就是合理的。老庄也得顺其自然，活在天地之中，许多事物不能撞车，就应当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才可能活得随心所欲。于是“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掾指的是僚属。中国古代，许多官员都有辟属权，也就是说自己的幕僚自己定。一般来说对辟属得考察他的品性、才学体现在哪里，还得经历一段时间的实习磨合，可是阮脩的三个字“将无同”，太尉就把他辟成僚属，世谓“三语掾”，说三个字就成为僚属的经历非常神奇。“将无同”就代表了阮脩的思想，也就是说当时名士之中有一群人不和司马氏政权硬碰硬了，而是逐渐地在合流。

到了东晋时期，清谈就成为士大夫人格修养的构成。清谈是很高明的，他们谈生死，谈有无，谈人生，谈一系列的问题，唯独不谈的就是现实问题，谈的都是社会之外的、六合之外的，这样显示出士大夫们的高远，越是高远，越具有贵族范儿，因为贵族就要求清俊通脱，表现出他们高贵的贵族个性。

在曹魏时期，尤其是竹林几人像嵇康、阮籍、刘伶基本都是实谈，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表现出和司马昭格格不入，体现自己的学术观念与价值观念，以及个性。可东晋时期清谈真是清谈，为政的贵族都会清谈，如果不谈谈老庄，谈谈佛，你就会显得没品位，这些是士大夫人格修养的重要构成。有一个很典型的学者叫张湛，他写了《列子》的注释。这个时期，一批士人乃至道士，他写表现出自己思想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家陶渊明也是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写得非常好，体现了自己高洁的品性，他的思想来自于老庄，乃至来自于佛理，这理论跟儒家并不抵牾，他写的诗就表现出这一点。(www.xing528.com)

说羲黄已经远了，上古的无为之治远去了，人心不古，于是诞生了一个人——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鲁中指的是山东一带，“鲁中叟”是孔子，“弥缝使其淳”就是把断裂的东西连接起来的，是人心淳朴，儒家也是有用的，道家也是有用的，将这些思想都合为一体即所谓三教合一或者说三教互融。这一思想出现在东晋以后，在南朝又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也就是说，魏晋风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最后这一套也融入了三教之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构成，而三教合一，又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定位。

最后我们对魏晋玄学或者说魏晋风度的历史意义，进行一个概括总结。有的东西是能由现象推论到影响，有的可由现象推论到作用，再找证据进行验证，这就是历史素养。鲁迅先生曾经说，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自觉时代，是思想的自觉时代。自觉是针对于自发而言，中国历史上这些思想其实已经存在了，不过有的时候是自发的，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阐述，而这个时间段，思想也罢，艺术也罢，士人开始琢磨艺术思想自身的规律。鲁迅说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我们认为魏晋的确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统治者朝不保夕，管不了士人，所以它给自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哲学理论性思考。儒家的经学探讨的不是政治就是道德，此外的事件不讨论，因为觉得没用。可是魏晋时期经学坍塌了，人们开始探讨有无生死等许多终极的问题，应当说开创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一个新局面，而且融合了佛学把道家思想扶上一个高度，体现了六朝社会变革的敏锐洞察力。

嵇康、阮籍、刘伶都是非常机敏的士大夫，他们知道这些学说能为自己所用，探讨自然、探讨无为，这些都是很敏锐的视角，后代对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很难规避开这些问题。他们开拓了天人之际思路的新领域，探讨人和天之间的互动关系。经学主要研究人、政治、礼法，形成了礼教思想，而研究天，是这个时候开拓的新领域，后代也很难企及，并且他们留下的贵族范更是后代不敢问津的，那个时候刘伶就敢裸奔，今天少有人敢为。那个时候嵇康从容赴死，《广陵散》绝，有几个人能有这种气魄？他们显示出人与社会间独步千古的潇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