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魏晋名士与玄学思想

魏晋思想、魏晋玄学的第二个时期就是竹林时期。竹林七贤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魏晋名士藐视礼法。可是竹林七贤能否成为一个学术群体，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到过，西晋是儒家大族的舞台，西晋和曹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曹魏是典型的庶族集团。曹操出身很寒微，本姓夏侯（他连自己的本姓都改了，可见出身寒微）。曹魏有很多像竹林七贤这样的人，他们表达着自己的个性，谈论的都是生死、有无，以此来标榜自己和其他贵族的不一样。其实当时竹林时代的许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格格不入的态度，表现自己和司马氏政权的不同。

今天我们看到史书的记载有关于竹林七贤的信息仰仗于《世说新语》以及其他文献，但陈寅恪先生就曾经讲，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七个人有可能构不成一个学术团体。嵇康和阮籍和当时的制度、礼法之士格格不入，和司马氏政权的态度非常疏离；山涛、王戎是司马氏政权的投诚分子，身上带有礼法之士的特色；而像向秀、阮咸这些人，他们要学习的是嵇康、阮籍，但是他们的水平远不如嵇康、阮籍，没有这二人那么放旷，是个和稀泥的态度。竹林七贤能否就像古书所说，他们在当时山阳某个地区竹林之下谈玄，恐怕是值得商量的。陈寅恪先生认为七贤也许不是文献记载的样子，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太不一样了。

当时典型的人物就是嵇康、阮籍和刘伶。嵇康生于223年，卒于262年，字叔夜，世称嵇中散，本姓奚，祖籍会稽，因为他们家那有嵇山，所以改姓嵇，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嵇康非常有个性，他出身是寒门，庶族地主，他少年孤贫，早年在山阳（今淮安），好打铁，这个习惯也非常特别，按说打铁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当作爱好，好打铁以自给。他曾经和曹魏联姻，娶了曹魏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曹魏宗婿，官至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他和曹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魏晋更迭的时候，他对曹魏心向往之。

嵇康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据说他在当时政治斗争之中倾向皇室，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氏想笼络他，可是他不买账招致怨恨，他的朋友山涛当了曹魏的选曹郎，帮着司马昭选举自己的人（这个时候政权已经落入到司马氏手中），于是山涛举嵇康，但嵇康完全不理会，还修书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言，不堪流俗，非汤武，薄周孔。这个举动触怒了司马昭的敏感神经，到景元三年（262），他遭到司马昭心腹钟会构陷而入狱，三千太学生请愿营救嵇康，但是司马昭不许，嵇康临死前神色自若，向人索来琴，奏《广陵散》，曲终从容赴死，从此《广陵散》绝矣。

嵇康怎么惹怒了司马氏政权呢？首先有一篇文章《释弘论》，其中讲了一个重要命题：“心无措乎是非”，意思是说人心人性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人是很天然的，生下来就有天然的属性。一个孩子的淘气或天真是无所谓对错的，后来有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把社会上的善恶是非属性加到了人性上，所以人们才有了是非观念。那么如何回归自然？“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就不应该有矜（爱），不应当有尚（崇尚），这些偏见不应当加到人的心灵之中，才能超越名教任自然。

何晏、王弼认为名教礼法的东西“出于自然”，而嵇康索性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礼法制度、思想契约，不能约束他，他是自然的属性，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维护自己的思想。(www.xing528.com)

嵇康的另外一篇文章叫《管蔡论》。周初有一个政治家周公，他平息了“三监之乱”。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勾结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后来周公旦平息了管蔡暴乱，对周王室分封天下立有大功，所以在儒家思想之中，管叔和蔡叔就不是好人，可是嵇康不是这么认为的。嵇康说，管、蔡都可能是好人，是忠诚之士，只是因为他们和周公旦产生了误会。他说自己距离周公旦太远，巨大的历史变化，他想不通，认为管、蔡的心灵是忠诚的，是要保全王室的，反而认为周公旦辅政是不臣之心，管、蔡愚忠愚诚表现出来奋发行为引起误会，给他们带来了灾祸，因此，他们应当是好人。

嵇康为什么要写《管蔡论》？当时司马昭以周公自居，魏末又屡次发生大臣举兵抗命，反对司马氏的事变，因此这个时候自然人们就想到了当时反抗司马氏的一些人，比如说毌丘俭、诸葛诞（诸葛诞是诸葛亮的兄弟，投奔曹魏），他们都是曹魏的忠臣。司马昭自称周公，骂毌丘俭等人是管叔、蔡叔，可是嵇康给管蔡平反，也就是给毌丘俭、诸葛诞平反。他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导致了司马昭的怨恨。

嵇康还有一篇文章叫《声无哀乐论》。儒家思想认为，声有哀、有乐、有好、有坏，提出了治世之音的观点，治世之音是非常坦荡的、安善的，而乱世之音、靡靡之音是非常邪恶的。但嵇康就说，心和声不是一回事，心灵怎么样和自然界的声响没有关系，它们分明是两种东西，也就是说在美学上、文艺上嵇康挑战了司马昭政权所依恃的儒家的礼乐态度。

而招致杀身大祸的，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字。《昭明文选》中有讲，山涛让他去当官，而他认为自己当不了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有九条原因他当不了官：他喜欢卧床晚起，按今天说叫睡懒觉；他要抱琴行吟，走到哪儿弹到哪儿；他要弋钓草野，他是一个放行之人；而且他不喜正襟危坐，要抠虱子；他不喜欢文牍、不喜欢写信札；他还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心不耐烦。这些东西都和官场格格不入。从思想上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最终招致杀身大祸。武王伐纣，商汤灭夏，靠的是武力，周公、孔子奉行尧舜之道，而尧舜之道推行的是禅让。嵇康这句话直击司马昭政权的合理性。他讲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是性情中人，怎么可能在官场里混呢？

《释弘论》就表达了他反对礼教的立场；《管蔡论》颠覆儒家的忠奸形象；《声无哀乐论》反对艺术贴标签；《与山巨源绝交书》直击政权的合理性。这些理论动摇了司马昭政权，他也因此招致了杀身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