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流动：西周春秋时期等级制度的转变

战国时期，由世袭社会变成人员流动性更强的社会，它变得更加有活力了。原来的世袭社会是以西周春秋时期的等级秩序分封制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等级性很强的阶层作为基础的，这四个阶层是不可流动的，而战国的新兴地主、新兴的士阶层体现出了社会流动性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士阶层的崛起。士既来自于旧的封建领主贵族的没落沉降，又吸收了平民之中的有文化才艺和有军功的人，所以这一时期士的阶层空前地扩大，既来自于沉降，也来自于上升。孔子面临的社会状况与理想社会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需要，靠士阶层而实现。孔子所面临的社会一方面礼坏乐崩，需要重塑秩序，他提出复礼求仁的这种思想；另一个方面礼坏乐崩带来人文下移，再加上孔子所崇尚的有教无类的这种方式，更加促成了这种人文下移、学在民间的现象，使得民间私学开始兴起，据此构建了理想社会的恢复西周盛世的人文礼乐。这是孔子的做法与设想。

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设想已经基本成型，且在实践之中基本成熟起来，战国的士已经与出身无关了，他们可能来自于贵族，也可能起自于卑贱，用《诗经》里的话叫作“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其共同的身份标志是他们都有能力、知识、智慧和才能，士就从一个阶层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代称。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也是能够左右时代变局的一个阶层，“得士者得天下”。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是进入仕途的两个重要的途径，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多养士为食客。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是如此，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孟尝君。《资治通鉴》里面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孟尝君在这一年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但是司马光说：“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他认为士应该为民所用，而不是为己所用，“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这是好事，但孟尝君养士怎么养的？“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这种事情就是利私的，是给自己搞小团体，搞政治声誉，是民之毒也，是奸人之雄，这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时代孟尝君能因此得其美名，甚至因此而躲开了一些政治上的祸患，在诸侯之间寻找到自己的谋生之道，立身之道。我们也必须要正视司马光这段话，他是站在宋朝政治基础上说的，宋代的君主最怕士大夫结党营私，然后“张虚誉，盗君之禄，蠹其民，成奸人之雄”。司马光是站在宋朝人的标准上去评价前朝，这是历史的当代文化的现象。

对于孟尝君，司马光也有不同的评价。同一年，他记载了孟尝君的另外一件事情：“孟尝君聘于楚，楚王遗之象床。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象床之直千金，苟伤之毫发，则卖妻子不足偿也，足下能使仆无形者，有先人之宝剑，愿献之。’公孙戌许诺，入见孟尝君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与君者，以君能振达贫穷，存亡继绝，故莫不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床，则未至之国何以待君哉！’”这把孟尝君给架上去了，你不能在楚，我就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其他国家怎么办呢？“孟尝君曰：‘善。’遂不受。公孙戌趋去，未至中闺，孟尝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戌以实对，孟尝君乃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就是说只要能够把我的问题说出来，能够对我扬名有好处的，能够对我有帮助的，我不管你有什么私心，你都赶紧过来，孟尝欢迎你。

司马光对这件事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对于孟尝君来说，只要食客说的话客观上是对的，不管他主观上存着什么样的心思，不管人品如何，都用他。最后司马光说：“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何况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忠臣。他说的实际是自己，他是就着孟尝君这事给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

转眼到了公元前279年，四十二年过去了，“初，齐湣王既灭宋，欲去孟尝君，孟尝君奔魏。魏昭王以为相，与诸侯共伐破齐。湣王死，襄王复国，而孟尝君中立为诸侯，无所属。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之连和，孟尝君卒。”孟尝君去世以后“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因为孟尝君的封地在薛，所以薛实际上是一个国。孟尝君去世之后，诸子不争气。齐国与魏国这两个国家共同灭了他的后代，削地，孟尝君绝嗣。这也是一个很惨的结局。他在世的时候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之后他的子孙都绝了，这是对古人而言最不好的一个下场。司马光引了扬雄的《法言》或问：“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奸臣窃国命，何其益乎？”这些人不过是奸臣窃国命，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代表了司马光本人的一个评价。

这个时期我们看到除了孟尝君养士以外，士人纵横，谋诈百端的现象，张仪、苏秦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资治通鉴》记载：“张仪相魏一岁，卒，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司马光记述这一时期纵横天下的这些策士状况之后，他也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去代替自己的评价。司马光就论孟子这段话说得很透彻，“《孟子》论之曰：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的学生说，张仪、公孙衍这些纵横策士大丈夫说话算数，一怒，天下都为之所动。孟子说，这哪是大丈夫，我告诉你什么叫大丈夫，“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这才是大丈夫。大丈夫在于内心的充沛，在于内心的道德境界与人格的完善。所以我的天爵，不在于人间的这种富贵权威，因为人间的富贵权威是不可靠的，人间的评价也是不可靠的，都是转瞬即逝的，是妾妇之道，他们讨好国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不足取的。而孟子所讲的是内心的聪明，是种道德原则的确立，是种永恒的标准，是天道与人的结合。(www.xing528.com)

从孟子到司马光甚至再到我们今天，我们的道统是一以贯之的，而面对战国中期时代的变化，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封为亚圣），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挑战。墨家是以原始的人道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相结合，以仁爱与求利兼得的观点去迎合民众，所以信的人很多；新道家（杨朱）突出个体的权利意识，迎合士人，信的人也很多；法家鼓吹耕战，崇尚权力，迎合诸侯，他不要求天下人去信，因为天下人信没用，但是诸侯全信了；纵横家如公孙衍、张仪，他们玩弄政治权谋，权倾天下，在实践上就否定了儒家成圣的人格理想，去迎合政客，这些都使得儒家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那么如何重振儒学呢？只能通过与其他各家的论战来阐发儒学，把自己的这块璞玉打磨得更加晶莹剔透、更加精美。论战是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那么谁来重振天下？谁来做这种阐发论战？孟子曰：舍我其谁也。这是孟子的气魄。孟子的气魄来自于他的焦虑与自信，而孟子的焦虑来自于士流与当权者同床异梦的时代的特点。

士流的主张“借势行道”，而欲行之“道”，多与当权者的意图南辕北辙，有追求权势禄位的张仪、公孙衍之流，也有逃避合作的如陈仲一类，更有“处士横议”的杨朱、墨翟及昌言神农之事的许行之徒。对于张仪、公孙衍，孟子可以用一句“妾妇之道也”加以蔑弃，但是对于新道家杨朱、对于墨家、对于农家许行，他们的言语，甚至有“杨墨之言盈天下”之说，他们声势上大有盖过儒家之势的，孟子对于他们很警惕。他把杨墨之言比作是尧时候的滔滔洪水，比作桀纣时期的乱政，乱政之言横行，以天下为己任的孟子如何能不焦虑呢？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才要提出大丈夫的标准，而这也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标准。

这一时期也不乏符合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之规的人，《资治通鉴》里有这样的一则记载，说的是子顺。秦一开始要伐赵，魏国国君考虑救还是不救，魏王问诸大夫，谋臣们都认为秦伐赵对于魏是好事儿，因为魏和赵是竞争对手，而且彼此的实力相距不远。这个时候子顺就说：“秦，贪暴之国也，胜赵，必复他求。”秦国贪得无厌，胜了赵国后一定来打你。“吾恐于时魏受其师也。先人有言，燕雀处屋，子母相哺。”它们以为很安稳了，结果“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患之将及己也”，等到这个炉子着火了，屋子要被烧着了，燕雀在屋檐下边还高高兴兴待着，以为这事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个不就是魏国跟赵国之间的关系吗？“今子不悟赵破患将及己，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今天如果看不透这一点，看不透秦伐了赵，然后马上就要来打魏，魏国不就跟燕雀一样了？可见，子顺才是看得明白的人。

第二个例子是鲁仲连义不帝秦。秦王让使臣跟魏王说，我去打赵国早晚会打下来，打下来之前谁敢去救他，等我打下来赵国以后，我马上派兵打他去。这就把魏王给吓唬住了，他就想去说服赵王，一起去尊秦为帝，给秦升一级，让秦退兵就得了。这时候鲁仲连正好在赵国邯郸，听说了以后，就去见新垣衍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秦国是没有礼义的国家，是虎狼之师。“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他如果真的成为天下的帝王，那么我鲁仲连宁愿蹈海而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子民。这是一种决心。接下来他又说：秦是万乘之国，魏也是万乘之国，万乘之国都有称王之名，为什么打一仗不胜就把他们尊称为帝且甘愿居于其下？这是一个极为窝囊的举动，我怕这么弄下去，魏国的国君最后肯定下场很惨。他说动了新垣衍，改变了事态。鲁仲连后来有很多类似的事迹，但通过他的不惧强权、义不帝秦的姿态可以看出他绝对是威武不能屈的人。

同时他还富贵不能淫。公元前257年，这是他义不帝秦之后的第二年。因为救赵有功，平原君欲封鲁仲连，结果使者去了三次，鲁仲连都不接受。平原君又趁着鲁仲连过生日给他千金，鲁仲连说：“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他是这样侠义的性格。他不愿意帮人做事，然后收钱，他认为这是商务之事，士不做这样的事情。帮忙后不要赏赐，也不要感谢，他只做该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只是遵义而行，这就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也是士的基本信念。“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这样的人格与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价值观也是很少见的，但是它终究在我们的士人身上有所保存，这就是中国的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