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顾炎武的《日知录》里面的这一段话形容“古今变革之会”可能更为妥帖,“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七国指的就是战国七雄,用它来代指战国。之后他又总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绝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我们可以看到从礼、信这些思想观念,到王的政治地位、等级制度,到祭祀、聘享,到日常政治上的礼制与宗族姓氏的宗族社会传统,再到外交,再到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等等,春秋战国的变化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一句“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管是国也好,人也好,“无定”两个字体现得特别透彻,各种事物、各种秩序都“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过去的陈规已被打破,过去的传统已经更新,而新的传统与新的标准还没有立起来。这是一个除旧而迈向新社会的时代,所以叫作变革时代,它是无定的。
《资治通鉴》对于这一时期的关注点有这样几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礼坏乐崩的状况,比如说一开始就说的三家分晋;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变法风潮,比如说商鞅变法;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策士纵横,比如苏秦、张仪的事迹;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的名士高人,比如说子顺、仲连;它关注的是养士成风的现象,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现实,比如儒法名墨他们的观点碰撞;它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武将捭阖,比如说白起他们的杀人盈城。
从这些关注点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史书,而且是写给皇帝看的,它主要关注的点不是经济史,不是文化史,而更多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史和王者之事、士人之事,关注的是精英塑造的历史,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观念里面,就是把精英的历史作为重中之重地强调。
当我们去看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可以在《资治通鉴》关注之外,即政治方面的历史以外,看到这段历史的社会变动涉及了方方面面:经济上,由井田制瓦解到小农经济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政治和军事上,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到战国时期的兼并;政治制度上,由春秋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到战国时期的专制官僚体制的建立;学术上,由学在贵族到学在民间;社会上,由世袭的社会到一个流动性变强的社会。整个社会变动的方方面面已经超越了我们古人的视野,这也是我们史学在最近几百年来的重大进步。
当我们把视野打开,按唯物史观基本的逻辑思路与基本的解释方式观照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铁犁牛耕的推广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巨变,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级的崛起,这是经济基础影响到了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里面也有体现到顶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宗法分封制被破坏。这些变革一方面导致春秋争霸战过渡到战国兼并战,战争变得更加频繁,而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私学开始盛行,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带来了民间思想文化各家学派的盛行,出现了战国中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现象。(www.xing528.com)
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各诸侯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封建制度的确立是主线中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经济方面,这一时期是从井田制到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农业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基本态势。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有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作物品种、水利灌溉等方面。生产工具是动力,耕作技术涉及土地的运用,作物品种涉及农作物的本体,水利灌溉涉及的是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动力,还是水,还是土,都有着重要的变革,当然耕作作物的品种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其他三个方面的巨变也带来了农业的巨变。生产力的发展以铁犁牛耕为代表,它是农业变化的发动机;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就是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那么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阶层的崛起。从获得能力到打破秩序,再到获得利益,导致身份演变,这是整个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还原。
只有有能力的人才可能去打破秩序,打破秩序后获得新秩序之下的心理,于是他就要为维持心理而进一步构建新的秩序,这里面就带来了身份的演变。过去的奴隶主贵族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跟不上趟的人,他们就倒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方面的变化在社会整体变革之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经济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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