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秋青岛之缘，演戏住宿成新闻

张君秋（1920—1997），早在1936年即由北平《立言报》主持投票，被评选为“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之一。那年，张君秋年方16岁。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他的嗓音“娇”“媚”“脆”“水”，甜润清新，高低随意，舒展自如，梅派的华丽、尚派的刚劲、程派的轻柔、荀派的婉约都被他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表演艺术风格之中。由于李世芳乘飞机罹难，北平《纪事报》于1947年提议重选“四小名旦”，新的“四小名旦”是张君秋名列榜首，还有毛世来、陈永玲、许翰英。为区别以前的“四小名旦”，这又叫作“后四小名旦”。他后来终于创立颇具特色的张派青衣艺术，广为传播。尤其是他创演的新编京剧《望江亭》等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张君秋一段美好的姻缘还与青岛有关呢！

那是在1941年夏天，21岁的张君秋来到青岛演出，下榻在永安大戏院附近的一家旅店。恰巧，利用暑假自上海来青岛度假避暑的一对姐妹也住在这家旅店。白天，张君秋经常在房间里吊嗓，引起了姐姐的关注。张君秋也感到一个俏丽动人的身影进入了自己的视线，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地引发了他的半世情缘。她就是后来成为张君秋夫人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吴励箴。青年人彼此爱慕，理所当然地也就有了密切来往。这次在青岛的邂逅，吴励箴的美丽贤惠给张君秋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良好印象，张君秋的艺术才华更在吴励箴的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也使她从此爱上了京剧艺术。

张君秋（左）吴励箴（右）

吴励箴的父亲是上海知名银行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投身金融界，20世纪40年代曾任国华银行（一说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吴励箴是他的大女儿，人们称她是“绝顶地漂亮、绝顶地聪明”，她不仅学业出色，而且会游泳、打篮球、骑单车，这对当时年轻的女性来说是十分前卫的。正因如此，吴父对女儿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她能嫁给金融界或商界门当户对的青年才俊。但是吴励箴好像对周围的倾慕者都毫无感觉，反而是在青岛的这一次邂逅，让她看中了“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

张君秋1943年到上海演出期间，与吴励箴很快就坠入爱河。他们的爱情招来了巨大的阻力，阻力首先来自吴家。因为吴家坚决反对女儿下嫁演员。吴励箴和张君秋的感情发展很快成了新闻，吴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坚决予以阻止。然而，吴励箴却义无反顾地打点行囊，自己单独北上走进了张君秋的家。这连在北京的张君秋都感到非常突然。

吴励箴的行为不仅遭到吴家的反对，在张家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张君秋的婚姻生活与他的艺术生涯一样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40年，娶了尚小云的琴师赵砚奎的女儿赵玉蓉。这完全是包办婚姻。他们虽然生了5个孩子，也没发生过什么大的矛盾，但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当在青岛遇到吴励箴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爱情。

张家也认为这样太委屈这位大小姐了。张君秋的母亲劝说吴励箴，说你是大学生，还有很好的前途，家里头也不适合你。当时就派一位先生陪她回上海。但是吴励箴嘴上答应，却出人意料地刚到上海就又乘飞机返回了北京。当时的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这样，吴励箴就进入了张家。这年是1944年。

第二年，张君秋重整旗鼓，创立秋社，自任社长，挂头牌，开始了完全自主的艺术生涯。与此同时，吴励箴也默默地把自己融进了张君秋的生活，开始了她一生中崭新的历程。

她走进张家是抱定了决心的，在进入张家大门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了张君秋的母亲。她知道北方封建家庭对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吴励箴交出的不仅是首饰和私房钱，也是她全部的人生。从此，她就成了这个旧式家庭中尽职尽责的儿媳妇了，完全摆脱了当初的大小姐派头，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张君秋的奉献当中去了。张家本是个老派家庭，每天早上她要给张母请安，平时要伺候婆母，还要料理张君秋的一切生活起居事宜。

吴励箴的到来，并不仅仅是给张家添了一个儿媳妇，也给这个旧式家庭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张君秋的女儿张学采回忆，张君秋按说是梨园行的，应该有一套老的生活习惯，但他受了吴励箴的影响，生活方式并不老派，而是比较西化。家里的家具都是欧式的，甚至张君秋的艺术观点也受吴励箴的影响，很早就接触了西方音乐。

吴励箴对张君秋生活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家具和摆设，她的一言一行对张君秋的思想有着巨大的近乎启蒙的影响。同时，作为家庭主妇，吴励箴相夫教子，默默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量杂务，还无微不至地为张君秋维系着同事、朋友以及一切相关的人际关系。

张君秋演出《望江亭》剧照（左）张君秋演出《秦香莲》剧照（右）

张君秋与吴励箴的儿子张学浩说：“父亲热爱京剧事业，因为母亲的努力，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不用他操心，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上，不受琐事干扰。这对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母亲同时也是父亲事业上的好帮手。父亲每次排新戏，都是母亲帮着念本子。有时排历史戏，母亲就到书店去买有关这出戏的历史资料，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给父亲听，让他了解所演故事的情节，体会剧中人物情绪，演戏时心里有底，便于表演。父亲从小学艺，没有什么文化，母亲帮助父亲提高文化水平，教他写日记，每天必写一篇。这使父亲的文化素养大有提高。喜欢抽烟的同行或琴师来到我家，临走时母亲总是不声不响地在他们的口袋里放上两条香烟。每当父亲接受记者采访或给学生说戏时，母亲就坐在一旁听，饶有兴趣地看，好像也是个学生似的，从不插嘴。父亲的学生和朋友都很喜欢她、敬重她。”

吴励箴的帮助和影响，使张君秋免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张君秋走过了一段辉煌的道路，在事业上如日中天。正如张君秋的弟子薛亚萍说的那样：“我的师娘是一位好儿媳妇、好太太、好母亲、好师娘，如果没有她的奉献，就没有我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那样的辉煌。”

左图为1952年7月张君秋在青岛演戏时的住宿发票。右图为1952年6月11日，张君秋偕夫人来青岛永安大戏院演出入住新亚饭店时的登记簿（张冠英提供）

收藏爱好者张冠英给我提供了他珍藏的“青岛新亚大酒店旅客登记簿”，上面赫然写着1952年6月11日张君秋率他的京联京剧团来青岛永安大戏院演出，他当年33岁，夫人吴励箴（32岁）陪同。还有他的琴师何顺信（29岁）。而这新亚大酒店就在四方路72号（潍县路口）。

然而这种温馨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张君秋受到迫害，而吴励箴则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段艰辛的历程。全家被扫地出门，住进一间半房，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9元钱。1969年，当张君秋重获自由的时候，吴励箴悲喜交集，乐极生悲，第二天就不幸去世，年仅48岁。张君秋这段青岛邂逅的浪漫良缘结束了，这是他遭遇的最致命的打击。

2011年10月20日于青岛夹缝斋(www.xing528.com)

在青岛结识袁世海

我1950年7岁时就酷爱学唱京剧花脸，第一个唱段就是《盗御马·坐寨》，家父给我买来了金少山、裘盛戎和袁世海的唱片，我就通过家里的留声机跟着唱，并且还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金少山的声若洪钟、裘盛戎的韵味浓郁和袁世海的粗犷豪放。后来又跟唱袁世海的《黑旋风李逵》，由于特别喜爱他演唱所用的“炸音”，我就学唱了“李逵下山”和“负荆请罪”两个唱段。1956年，13岁的我参加青岛市少年儿童文艺会演清唱京剧花脸，其中就有李逵“负荆请罪”唱段，完全模仿的是袁世海，而这出戏他后来一直没有再演。到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风靡全国时，他扮演的鸠山更是深入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少山和裘盛戎都已辞世，我唯愿有朝一日能够向袁世海这位京剧表演大家面对面请教……

袁世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临。1998年盛夏，袁世海应邀来青岛举办京剧讲座，而我那时正在青岛广播电台主持京剧节目，便于7月28日上午来到他当时下榻的华天宾馆采访。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听到他说刚刚在洗澡，并说感觉比较累，能否下午再来。我因下午有电台直播节目，又恐错失良机，顿时灵机一动：“袁老师，我早在1953年就学唱过您的《黑旋风李逵》，今天要当面请教。”他闻听后，当即打开房门说：“我的《李逵》已经几十年不唱了，现在会唱的也不多，你真会唱？”我很明白，这是一道“面试题”，于是就硬着头皮班门弄斧唱了“李逵请罪”。他认真听后说：“真难得了，你还会唱这段！不过，这最后一句‘这是某性情粗鲁自作自受，我自己承当’的‘当’字，我后来已经改成不拖腔了，而是斩钉截铁立刻停住，因为是要表现李逵的敢作敢当。”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意外受益，我们的访谈自然也就一帆风顺了。

袁世海在京剧《红灯记》中扮演鸠山

时年82岁的袁世海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他首先说，很喜欢青岛，1932年曾来青岛演戏，1938年与吴素秋来青岛演《霸王别姬》（吴素秋演虞姬，他演楚霸王），1940年，他24岁时还与新婚妻子来青岛度蜜月，为此对青岛很有感情，这次再来感到非常高兴。他生于1916年，原名袁瑞麟，8岁时就拜许德义为师练功学艺，又向吴彦衡学习老生。1927年，他11岁时入“富连成”科班学戏，初学老生，艺名袁盛钟，后改学花脸，易名袁世海。在八年科班学艺期间，他勤学苦练，潜心学习前辈及名家的表演艺术。在科班坐科时，就经常与同学裘盛戎、高盛麟偷着出去看“麒老牌”（即周信芳，艺名麒麟童）的戏，对他的全本《关云长》非常着迷。周信芳的戏非常注重进入角色，演戏就是要演人，这样才能吸引观众。他告诉我，他作为以表演功架为主的架子花脸，一直在刻画人物上下功夫。他创演的京剧《九江口》中的花脸张定边，好多唱、念、做、打都是采用周信芳的麒派表演手法。他还提到，京剧《群英会》里有杀蔡瑁、张允一场戏。过去是蒋干盗书回来，曹操一看信就怒不可遏立马杀了蔡瑁、张允。他现在觉得有些太匆忙，又缺过程。因为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爱将如命，头脑不至于如此简单。他认为应当增添这样的情节：曹操急于率领83万人马横扫江南，本就对蔡瑁、张允操练水军耗时太长成效不大而极为不满，这时再看到蒋干盗来的书信，内因与外因一结合，在暴怒之下斩杀蔡、张。再就是当曹操回过味来懊悔万分时，斥责蒋干的原唱词是：“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酱，杀蔡瑁和张允损某两将。”其实，曹操还是文学家，一个文化人即便是火冒三丈，也不至于说出这般粗俗的话，于是他就改为：“你不该盗书信还自夸自奖，怎知道兵法中奥妙无常。”这样就显得合情合理，曹操这个人物也就更加栩栩如生地立了起来。在京剧中，以笑为例，有大笑、狂笑、微笑、窃笑、阴笑，我们都必须从剧情、人物出发采用不同方式。《群英会》中的诸葛亮和鲁肃，虽然都是老生行当，但他们的出场、下场的脚步是有区别的。说到这里，我不由插言，其实，京剧就是演人的，是“人学”，要演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情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袁世海深表赞同。

袁世海在《群英会》中饰演曹操

袁世海说，京剧必须得常演常新。从京剧史来看，历来如此。大约是在1920年以前，京剧是以老生为主，从程长庚到谭鑫培都是。后来，梅兰芳等“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成了主角。不久，又产生了“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还有周信芳等。而在此时，净行（花脸）也在夹缝中崛起。这首先要感谢郝寿臣先生，他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演曹操，就有那近百字的大段独白：“龙之为物，能大能小，能升能隐……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必深知天下英雄，请道其详，操愿闻一二。”这独白的前半部分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原句。而郝寿臣先生念得是那样抑扬顿挫、有板有眼，颇具感情，每次都要赢上三个好。这真是太绝了！此时此刻，袁世海便一鼓作气念出了这大段独白，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确实是精彩绝伦。我能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可谓三生有幸。接着，他又提到：促使净行崛起的还有侯喜瑞先生，他是以气魄取胜。《盗御马》“盗马”中的窦尔墩有一句念白：“此乃是天，助我成功也！”侯老在这后三个字的动作是：双手捧着髯口（胡子），搭向右肩，再用右肩肘把髯口挑起来，左手搂住，右手拍腿，然后挑出大拇指。这完全是一气呵成，声情交融，令人叫绝！

袁世海《将相和》（左，饰廉颇）和《盗御马》（右，饰窦尔墩）剧照

还有“十全大净”金少山先生，因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而赢得了“金霸王”的美誉。记得他1937年回北京挑班的首场演出是《连环套》，他演窦尔墩。那晚的场内场外坐得满满的，他一张嘴连戏园子外面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那时可没有麦克风等扩音设备。这就叫作“声震屋瓦”。京剧花脸的崛起，郝寿臣、侯喜瑞、金少山三位前辈是功不可没的。

在谈及提高京剧演出水平时，袁世海告诉我，他当年在“富连成”坐科，不管是什么行当，都要听和学，博采众长嘛！他们是看得多，学得多，演得多，视野开阔，谁都会百来出戏。继承不是照搬，老一辈名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是白玉有瑕。接着，袁世海又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他最初跟郝寿臣老师学习，不仅是学他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学他孜孜不倦研究文化的精神。郝先生只要有时间就在家闭门读书，读得最多的就是《三国演义》。

这次在青岛的采访，使我对京剧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临别时，袁世海主动给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欢迎我经常与他交谈，这更使我喜出望外。

后来，我多次给袁世海打电话问候和求教，他是有问必答，并且总是滔滔不绝，言犹未尽，使我非常过意不去。2000年6月，我兼任《老年生活报》副刊主编时赴北京采访，他在电话中表示非常欢迎，而且把他住所的地址以及周边的标志，非常详细地告诉了我。采访中，为了强调京剧演员要有文化，他从抽屉里找出珍藏的京剧泰斗、当年担任“富连成”总教习的萧长华老先生送给他的《群英会》：“你看，我们的老先生多么不简单。要演好戏，就得有文化，多读书！”就这样，整整采访了两个小时。为了不中断采访，他把座机的电话线都拔了。这使我受益匪浅。我深感袁世海的谈话特点是：没有什么大道理，总是列举一些他耳闻目睹的具体事例，而其深刻的含义也就不言自明、寓于其中了。

笔者采访袁世海写的《京剧表演重有“ 情” 》（《青岛日报》1998年8月29日）

回来后，我写就专访《壮心不已的“活曹操”》在《老年生活报》上发表，在文章开头就引用了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他老人家。他收到我寄的样报后，还打来电话表示满意，没想到两年多后的2002年12月11日，袁世海即因病去世，享年86岁。

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我却永远不能得到他的教诲了……

2019年1月13日于青岛夹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