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过宋振庭（笔名“星公”）的杂文，后来才知道他曾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并主管过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70年代后，当时全国唯一的大型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大开本）上许多文章以其改革的新观念引起了我极其浓郁的兴趣，后得知这是宋振庭一手创办的。1979年，他调任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育长。1981年盛夏，当获悉宋振庭来到青岛疗养时，我于8月14日下午急忙赶到八大关他的住地，为《青岛电影》月刊对他进行了采访。
时年60岁的宋振庭，中等身材，微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鉴于他对文学、艺术、书画、哲学、电影以及青年问题都颇有见地，是地地道道的行家里手，我专门请他谈谈“电影与青年”这个话题。他略加思索便笑容可掬地谈了起来：“我感到青岛的文化生活开展得很活跃，也确实有基础。青岛大有可为，可以在全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接着，宋振庭精辟地分析和论述了电影与青年的关系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在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青年问题。我们都应该深切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努力提高电影的质量，使其真正成为青年的益友。”
宋振庭
宋振庭与其夫人宫敏章
他还谈道：“最近，我在疗养区周围发现一些青年人在画画，而且画得很不俗气，很有水平。这一切都令人欢欣鼓舞。我还到了崂山北九水，青岛的山水确实是美不胜收。我对青岛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如有机会，我明年夏天再来。”
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小时，宋振庭毫无倦意，兴趣盎然。
翌日下午，我带着写就的专访稿《电影应是青年的益友》，再次拜访，请他审阅。他认真读后，几乎没作修改，就在稿子右上侧写上“同意，宋振庭，15/8”。此稿发表在《青岛电影》1981年第9期上。
据我所知，宋振庭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为人热情，诚恳厚道，喜欢与画家、收藏家交朋友，在文化界口碑极佳。1957年，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将收藏家张伯驹请到吉林，任博物馆副馆长。此后，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直到1982年张伯驹去世。(www.xing528.com)
1981年8月，笔者在青岛采访宋振庭后，为《青岛电影》月刊写的专访。宋振庭阅后在右上角亲笔签字“同意”
1961年夏天，画家傅抱石与朋友到东北写生。宋振庭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们，从此与傅抱石相识。此后数天，宋振庭与傅抱石多次畅谈，他对傅抱石的画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论。傅抱石听了，整衣鞠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他俩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傅抱石激动之下，一口气画了两幅画送给他。傅抱石后来对家人说：“没想到，东北竟然有这样的人物！”1965年9月，傅抱石因病去世。几年后，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璇去北京看望宋振庭。宋振庭一听说来者是傅抱石的女儿，便久久握住她的手不放，亲切得如同家人。
由于长期从事宣传文教工作，经常和画家交往，宋振庭对国画有独到的见地，画家们鼓励他也尝试下创作。后来，宋振庭就拿起了画笔，从“闹着玩”到认真地画。他的画用笔大胆豪放，墨色酣畅淋漓，虽然自谦为“野狐禅”，却很得画家们的称赞。吴作人在他的《水仙图》上题道：“驰骋披离，深有虚谷笔意。”他著有《新哲学讲话》《什么是辩证法》《怎样自修哲学》《星公杂文集》《宋振庭杂文集》《宋振庭画集》等，主编《当代干部小百科》。他还领导创建了以曲艺“二人转”为基础的一个新剧种——吉剧，《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剧目进京演出，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曹禺、王朝闻等人的称誉。
宋振庭赠予笔者的题词
有一年严冬，我出差到北京，给宋振庭打了电话，希望能够登门拜访。他热情地把住址告知了我。我冒着凛冽的寒风，穿过颐和园，终于找到了中央党校宿舍。他就住在楼下，屋内陈设极为简朴，家具都很陈旧，上面还贴着“党校××号”，原来还都是公家的。刚刚下课归来的他，对我极其热情。得知我是广东人时，他把写好的一个条幅送给了我。说这条幅上的诗，是国画大师关山月、傅抱石1961年7月来吉林体验生活，他们三人合作国画《红梅图》时所作。诗曰：“来自岭南春，北地发新枝。繁花香陋室，只恨相见迟。”待我仔仔细细读完后，他认真地告诉我：“这与你还是有些关系的吧！”是啊，我这个广东人长期定居于北方，对家乡是极为思念的，这正说出了我的心声。
1984年夏天，我借调到《青岛日报》做文化记者时，曾写信向宋振庭约稿。不久，他的秘书来信告知：宋振庭因患癌症，暂停写作。我连忙回信问候，祝愿他早日康复。不料，他终因医治无效于1985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4岁。
这30多年来，我一直将宋振庭弥足珍贵的亲笔条幅挂在家里，这是对我的最好的鼓励，我永远难以忘怀！
2018年5月14日于青岛夹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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