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10年，鲁桓公二年：宋与郑结盟，鲁夺人妻

公元前710年，鲁桓公二年。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

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且说华父督自打去年冬天在路上遇到孔父嘉夫人，魂不守舍，日思夜想，竟然衣带渐宽，形容憔悴。

华父督是宋戴公的孙子，子姓，名督，字华父，官居大宰。

至于孔父嘉，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也是宋国的公族，子姓，名嘉，字孔父，官拜大司马，以权势而论，比华父督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生中有善缘也有孽缘。华父督爱上孔父嘉夫人（假如这种感情也能称为爱的话），无疑就是一种孽缘。抛开伦理道德不说，单从实力上讲，他也只能把这种情欲埋藏在心里，任其生根、发芽、成长、腐烂，最后化为无形。可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所有的理智，情欲急剧扩张，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嬗变成为难以控制的兽欲。

鲁桓公二年春天，饱受煎熬的华父督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人突袭大司马府，杀死孔父嘉，抢走了那个令他销魂蚀骨的女人。

宋殇公当然大怒，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华父督先下手为强，把宋殇公也给“弑”了。

耐人寻味的是，华父督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宋国朝野却相当平静。上至公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伙的情绪都十分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宋殇公自上台以来，“十年十一战”，宋国人早已经受不了了。如果打仗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甚至是为了抢人家的地盘，那也就罢了。宋殇公发动这些战争，却只有一个目的：杀死公子冯。即位的第一年，他听从卫国州吁的建议，两度组织诸侯联军进攻郑国。此后郑国报复宋国，宋国反制郑国，战争延绵不绝。郑国越打越强，朋友越打越多；宋国则越打越弱，在国际上也日益孤立。宋国人对这位“爱拼不会赢”的宋殇公日益不满。而作为大司马的孔父嘉，除了忠心耿耿地执行宋殇公的命令，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成绩，战场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宋国人对他的不满，也积聚到一定程度了。

华父督不是莽撞之人。动手之前，做了大量的舆论引导工作。“司马则然”，意思是孔父嘉是造成“十年十一战”而且徒劳无功的直接责任人。有了这个铺垫，华父督杀孔父嘉便不是下半身犯罪而是为民除害了。

至于宋殇公，华父督也早想好了，弑君之后，立即派人前往郑国，将公子冯迎接回来，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宋庄公。

与此同时，华父督还分别给齐、郑、鲁、陈各送去一份厚礼。这几个诸侯吃了人家的嘴软，自然也不会拿弑君一事做文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既成事实，而且还跑到稷地和宋庄公会盟，正儿八经地承认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明眼人不难看出，“宋乱”之所以“成”，主要还是郑庄公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齐国和鲁国，都是随着郑国的风向转的。“亲郑”，是华父督外交组合拳中的关键一招。郑庄公将公子冯这个宝贝收了十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公子冯即位之后，自然对郑庄公感恩戴德。宋国成为郑国的坚定盟友，郑庄公成为这桩风流谋杀案的最大赢家。

《春秋》对此记载：“宋督弒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这里有个问题：本来是杀孔父嘉在前，弑宋殇公在后，为什么记载却反过来了呢？

君子对此解释：这是因为华父督先有“无君之心”，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然后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这桩风流谋杀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华父督发难之时，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在家臣的保护下逃亡鲁国，以孔为氏，在鲁国定居下来。木金父的儿子祁父，祁父的儿子防叔，防叔的儿子伯夏，伯夏的儿子叔梁纥，如此代代相传，开枝散叶。那叔梁纥是个大力士，在野外与颜氏民女交媾，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丘，字仲尼。沾了仲尼的光，两千多年后，自木金父至叔梁纥，孔家代代都被雍正皇帝追封为“圣王”。曲阜的孔府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连皇帝老儿也得敬他三分。

更有人夸张地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说法在下不敢苟同，但是考虑到仲尼对中国的影响，也不禁要问：如果不是那天华父督在路上偶遇孔父嘉夫人，这赤县神州的历史，恐怕会是另外一番面目吧？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带、裳、幅、舄，衡、、、，昭其度也。藻、率、，、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郜是姬姓小国，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宋国消灭。

因此，象征郜君统治权力的“郜大鼎”，也早就成了宋国的战利品。

华父督杀了宋殇公之后，给齐、鲁、郑、陈等国都送了厚礼，给鲁国的便是“郜大鼎”。

这一年四月，鲁国派人将郜大鼎从宋国取回来，搬到曲阜的周公之庙中陈列。

这当然是非礼的，遭到了臧僖伯的儿子臧哀伯的反对。

臧哀伯名达，哀为其谥，原文中的“臧孙达”也是指他。

臧哀伯以为：国君的使命，便是要彰显美德，阻塞邪恶，以此要求和监督百官，犹恐有所遗漏，所以要显扬美德示范于子孙。太庙用茅草盖顶，祭天大车用蒲席为垫，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调料，主食不用精粮，是为了昭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裙衣、绑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等饰物，是为了昭示等级；玉器垫、佩巾、刀鞘、鞘上的饰物，束衣革带、带饰、旌旗饰品、马鞅，是为了昭示尊卑礼数；礼服上绣的火、龙、黼、黻等花纹，是为了昭示文采；车服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是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非虚设；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锡、鸾、和、铃，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辰，是为了昭示光明。作为行为规范，应当俭约有常，增减要有定数。所有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以此来管理监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惧，而不敢违规犯纪。现在泯灭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以此作为坏的榜样，上行下效，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因为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大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明目张胆的受贿呢？当年周武王消灭殷纣王，把九鼎迁到雒邑，仁人义士中还有人非议他，更何况把违德乱礼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这又该怎么办呢？

臧哀伯这段话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真的“高”。先给国君下个定义，指出“君人者”的根本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再从“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七个方面，强化这种职责的神圣性，以此告诫鲁桓公：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全国官员的表率。你若光明，鲁国便不黑暗；你若黑暗，鲁国便不光明。最后才落到具体事情上：郜大鼎这玩意儿，来路不正，它不是人家为了睦邻友好而送给你的，而是犯了弑君之罪，为了堵嘴而贿赂你的。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个闪闪发亮的礼器；实际上，它沾满了宋殇公和孔父嘉的鲜血。你收下这么个玩意儿也就罢了，还将它摆在神圣的太庙中。这种事情都做得出，你叫我怎么说你呢？

忠言逆耳，鲁桓公听不进去。别忘了，在他通往君位的道路上，也铺洒了另一位（代理）国君鲁隐公的鲜血。

周内史，也就是王室的内史（官名），主管祭祀、礼仪、占卜等事务，其名不详。他听到这件事，竖起了大拇指，表扬臧哀伯：他的后人应该在鲁国长久地享有禄位吧，国君违背礼制，他不忘以道德劝谏。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

杞国是鲁国周边小国，姒姓，据传为大禹之后。杞侯前来进行国事访问，表现出对鲁桓公的不敬。等他回去之后，鲁国便谋划要讨伐杞国，以示惩罚。

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这是老左第一次写到楚国。

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主管火烛事务，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建立政权。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也就是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算是楚国第一代君主。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玄思，与中原文化颇为不同。

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大行其道，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子爵称号，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并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www.xing528.com)

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骑到了周天子头上。周夷王为人懦弱，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周夷王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

等到周平王东迁，王室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萌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冒的儿子，自立为君。

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同时开始窥探中原，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

具有雄才大略的郑庄公，自然知道楚国不可轻视，所以才会跑到蔡国的邓地会见蔡桓侯。要知道，郑国和蔡国的关系并不好。鲁隐公十年，郑庄公刚带兵把蔡桓侯打得满地找牙，现在两个人却关起门来商量如何防范楚国的进攻，可见事态严重。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延续七月的话题：杞侯对鲁桓公不敬，鲁国人决定惩罚他，而且说干就干，派兵入侵杞国。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

修，有重温和延续的意思。

鲁隐公二年曾和戎人会盟，现在鲁桓公又和戎人在唐地会盟，所以说是“修旧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来了。

“公至自唐”，这个句式看起来有点怪。以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公自唐至”才对。

其实，这个“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到了”，而是古代的一种仪式。

但凡诸侯朝见天子、出访外国、与其他诸侯会盟，或是出兵打仗，都要先到宗庙祭告，祈求顺利。办完事情平安回来之后，也要到宗庙祭告，向祖先汇报成果。祭告完毕，大宴群臣，谓之“饮至”。

至于“舍爵”，即设置酒杯之意，引申为互相祝酒。“策勋”则是将这一次出行的功劳记载下来。这些都是当时的规定动作，必须要有，不可草率。

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接着解释关于诸侯会见的叙事原则——

特即独。“特相会”，就是两位国君相会，没有第三位诸侯参与。会见必有主客之分，二人相会则应互相谦让，不肯为主，这就是“让事”。这种会见，无论是鲁侯去，还是别人来，都书写会见的地点。

如果会见的国君有三位或以上呢？鲁侯去，则书写会见的地点；别人来，仅仅记载为“会”。理由是，三人之上的会见，主客分明，没有必要谦让。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

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

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插播晋国往事。

晋国自唐叔以降，传了八代，传到晋穆侯手上。

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仇，是因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晋穆侯跟随天子讨伐条戎部落，大败而归，适逢其子出生，遂以“仇”命名，以示不忘耻辱。小儿子名成师，是因为周宣王二十六年，晋穆侯再度跟随天子出征，获胜于千亩（地名），适逢其子出生，遂以“成师”命名，以示庆贺。

前面已经介绍过，古人命名不讲究，郑庄公寤生的名字就取得很随便，不影响他成为一代枭雄。但是，对于晋穆侯这两个儿子的命名，晋国大夫师服颇有微词。

师服以为：名生义，义生礼，礼生政，所谓政治，就是要“正民”，即让百姓知道怎么做，怎么服从。美好的姻缘叫作“妃”（匹配之意），夫妻生怨叫作“仇”，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国君给太子命名为仇，次子命名为成师，这不是埋下了动乱的伏笔，预示着哥哥终将被取代嘛！

话虽如此，仇，也就是晋文侯，却是一位相当有作为的君主。他所处的年代，正值王室动乱。晋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次年，周平王即位，迁都雒邑。晋文侯和卫武公、秦襄公等诸侯一道，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因而受到王室的嘉奖。《尚书》中的“文侯之命”，便是周平王表彰晋文侯的诏命。

但是，等到晋文侯去世，其子晋昭侯即位，问题便来了。这一年是鲁惠公二十四年（公元前745年），原文中有“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

乱什么？

前面讲过，晋昭侯将曲沃封给了叔叔成师，号称“曲沃桓叔”。

晋靖侯（桓叔的高祖父）之孙栾宾奉命辅佐桓叔。

师服对此十分担心，他以为：分封建国的原则，本大而末小才能巩固。是以天子分封诸侯，建立国家；诸侯向臣下分封采邑，卿大夫阶层得以立家；卿置侧室，嫡子庶子各有所安；大夫之家，有大宗小宗，本末分明；普通士人，虽家小业微，亦能役使其子弟；至于庶人、百工、商人，无所谓尊卑，也有亲疏远近之别。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规则，等级分明，下级服从上级，不敢觊觎僭越。晋国作为近畿诸侯，竟然国中建国，本末倒置，这还能长治久安吗？

鲁惠公三十年，也就是晋昭侯七年，大臣潘父发动政变，杀死国君，准备迎接桓叔入城。翼城的军民奋起反抗，杀死潘父，拒桓叔于城外，迫使其退回曲沃。

此后，晋国人立晋昭侯的儿子为君，是为晋孝侯。而曲沃方面，桓叔死后，他的儿子即位，是为曲沃庄伯。

鲁惠公四十五年，也就是晋孝侯十五年，庄伯以朝见为名进入翼城，刺杀晋孝侯。翼城人再度拿起武器，将庄伯赶回曲沃，又立晋孝侯的儿子为君，是为晋鄂侯。

晋鄂侯只做了六年国君便去世了。庄伯趁乱起事，发兵攻翼。这一次，连周平王都看不下去了，命卿士虢公率军讨伐庄伯。庄伯退守曲沃。晋国人于是立晋鄂侯的儿子光为君，是为晋哀侯。不久，庄伯也去世了，其子即位，是为曲沃武公。

以上所列，均为追述。原文中的最后一句：“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则是记述当年发生的事情——晋哀侯侵占陉庭地方贵族的土地，陉庭南部边境的人邀请曲沃武公讨伐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