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五年:鲁隐公观鱼大战，引发世代解读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

如果问及他的摄政感受，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憋屈”——鲁国那班大夫，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第二个关键词，则恐怕是“无趣”了。

无趣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来您也许不信。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天，鲁隐公决定去棠地观看捕鱼。

国君深入基层，考察渔业生产，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遭到大夫臧僖伯的强烈反对。

臧僖伯不姓臧，也不叫僖伯。他是鲁孝公的儿子，名，字子臧，僖是他死后的谥号。

鲁孝公是鲁惠公的父亲，鲁隐公的祖父。

前面说过，诸侯之子叫作公子，诸侯之孙叫作公孙。

因此，臧僖伯活着的时候，叫作公子。按惯例，到了他的孙子那辈，国君要给这一支系“赐族”，一般是以祖父的字为氏，称为某某氏。臧僖伯的后人，便称为臧氏。

臧僖伯即为鲁国臧氏之祖。

臧僖伯为什么反对鲁隐公去棠地看捕鱼呢？理由很简单：但凡与“大事”无关的，则国君“不举”。

什么是大事？

祀与戎，也就是祭祀与军事。和平时期，国君的任务是主持祭祀，凝聚人心；战争时期，国君的任务是组织武装力量，保家卫国。

不举，是不参与，不举行。

国君的一切活动，必须围绕祀与戎来开展。如果与这两件事无关，不好意思，请绕道而行。因为国君是要给全国人民作表率，要为全国人民树立行为规范的。演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叫作“轨”，选择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作“物”。国君不讲轨物，叫作乱政。屡屡乱政，则是导致亡国的原因。

所谓“春、夏苗、秋狝、冬狩”，名称虽然不同，都是利用农闲时间，借狩猎之机，讲习武事。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回来，进入国都，要整顿军队，还要祭告祖先，大宴群臣，清点战利品，其目的不外乎强化组织领导，明确战斗序列，分清贵贱等级，培养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上述活动中，鸟兽的肉如果不能献祭于宗庙，它们的皮革、牙齿、羽毛、角骨不能用来制造礼器和武具，则国君不能对它们下手。至于山林湖泊中出产的一般器用之物，自有下等官吏去打理，绝非国君应该涉猎的。

说一千道一万，捕鱼这种事情，跟你这个当国君的没有一毛钱关系。

臧僖伯说了这么多大道理，鲁隐公却听不进去。他借口说：“寡人其实是去视察边境的。”还是去了棠地，让那里的渔夫给他表演了怎么捕鱼（好可怜的娱乐）。臧僖伯借口生病，没有跟随前往。

《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

后人对矢字的解释有二：一为陈列，也就是鲁隐公命人将渔具陈列给他看；一为射，也就是鲁隐公亲自参与了捕鱼。

不管哪种解释，对于鲁隐公来说，都是“非礼”的行为。而且，棠地远离国都曲阜，鲁隐公跑那么远去看劳什子捕鱼，真是太不应该了！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现在来说说晋国发生的事。

晋国原本不叫晋国，而叫唐国。

周朝初年，汾水流域的唐国发生叛乱。周公旦带兵平叛之后，为了加强对该地的统治，便封周成王的弟弟叔虞为唐君，史称“唐叔”。

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周成王即位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国政由周公旦代管。有一天，周成王和叔虞在一起玩，将一片桐叶裁成玉圭的模样，赏赐给叔虞，一本正经说：“寡人就封你做个诸侯罢！”这是孩子间的游戏。不期天子身边，总是跟着一位太史，将他的言行，一笔一笔，记录在册。第二天上朝，太史提醒周成王：“您昨天说要封叔虞为诸侯，请择日举行仪式。”周成王说：“那是闹着玩的，不能当真！”于是请周公旦定夺。周公旦却说：“君无戏言。”正好唐国没有封君，便将唐国封给了叔虞。

这便是所谓“桐叶封弟”的故事，记载于正史，听起来却很像野史，咱们姑妄听之。

唐叔的儿子姬燮，在晋水之滨修筑了自己的居城，遂以晋为国名。

晋国的第九代国君晋文侯有个胞弟，名叫成师。

晋文侯死后，其子晋昭侯即位，封成师于曲沃，史称曲沃桓叔（桓是谥号）。

曲沃是座大城，比当时晋国的首都翼城还大。按理说，这样的城池是不能封给任何人的。

晋昭侯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糊涂？他可不是郑庄公，没有那种把控大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桓叔也不是京城大叔，他是那种老奸巨猾而且手段毒辣的阴谋家。后人只能推测，桓叔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势力，在朝中处处与晋昭侯为难。晋昭侯没有办法，只得以曲沃相赠，图个耳根清净。

桓叔以曲沃为基地，招兵买马，扩充军备，很快形成了与公室分庭抗礼的局面。

晋国从此进入了“曲沃—翼城”双城时代。

桓叔死后，其子鳝即位，是为曲沃庄伯。

鲁隐公五年，庄伯得到周桓王的许可，从曲沃向翼城发动了进攻。王室不但动员郑国、邢国出兵帮助庄伯，而且派出大夫尹氏、武氏，率领王师参与了这次进攻。

翼侯，即当时晋国的国君姬郄，晋昭侯的孙子。

在王室、曲沃、郑国、邢国的联合进攻下，姬郄抵挡不住，不得不放弃翼城，逃到了随地。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卫桓公死于鲁隐公四年春。一年多后才举行葬礼，是因为卫国发生了州吁之乱，可以理解。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就在卫国为卫桓公举行葬礼的时候，郑国派兵入侵卫国，一直打到卫国首都朝歌城郊。这是对去年卫国两次唆使宋国，组织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的报复，来得不迟不早，符合郑庄公的一贯作风。

卫国发动反攻，还动用了附庸小国燕国的部队。

周朝有两个燕国，这个燕国不是后来延续到战国时期的燕国，而是地处河南的南燕国。

郑国派大夫祭足、原繁、驾率领主力部队正面迎击。同时，郑国的世子忽（字曼伯）、公子突（字子元）兄弟俩带领一支地方部队（即“制人”）潜入敌后。燕军只顾防备郑国主力部队，没有想到敌人还有这么一手。六月，世子忽、公子突大败燕军于北制。

君子对此评价：没有周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晋国的事情，发展很快，也很出乎意料。

春天，周桓王派兵帮助曲沃庄伯进攻翼城；秋天，就发生了“曲沃叛王”。(www.xing528.com)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竹添光鸿推测：周桓王之所以帮助庄伯进攻翼城，是因为听信了庄伯的谗言，对翼侯姬郄不满。但是，周桓王给庄伯的命令，是推翻姬郄的统治，改立姬郄的儿子姬光为君。庄伯当然不会那么做，他不但占据了翼城，而且赶走了姬光，打算自立为君。

这个推测基本上说得过去。

周桓王一怒之下，派虢公带兵讨伐庄伯，收复了翼城，立姬光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史上的晋哀侯。

由此可见，王室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而且，周桓王也还是相当有作为的。

卫之乱也，人侵卫，故卫师入。

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小国，史料记载甚少。

卫国发生州吁之乱的时候，国派兵入侵卫国，所以卫国派兵进攻国。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九月，仲子夫人的大宫落成。

大宫即宗庙。

仲子于鲁隐公二年十二月去世。三年多后，她的大宫终于完成了建设。按惯例，宗庙落成，要举行隆重的典礼，迎接神主入庙，也就是所谓的“考”。

典礼上表演的歌舞，叫作万舞。

万舞有两种，文舞与武舞。

文舞的表演者，身穿礼服，左手执（一种乐器，形状类似于笛），右手执翟（山鸡的尾羽），动作优雅，又称为舞或羽舞。

武舞的表演者，身着戎装，或者光着膀子，手持干戈，展现武勇之气，又称为干舞。

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士人，都可以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羽舞，区别在于舞者的人数：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普通士人二佾。

后人对佾的解释有两种——

一是八人为佾：即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八四十八人，卿大夫四八三十二人，普通士人二八十六人。

二是平方为佾：即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卿大夫四四十六人，普通士人二二得四人。

以常识推断，普通士人用十六人的羽舞，未免过于奢侈，第二种解释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要在仲子的大宫前表演文舞，鲁隐公问大夫众仲“羽数”，也就是要使用多少舞者。

为什么有此一问？

原来，鲁国和其他诸侯国不同。鲁国的先祖周公旦，是周朝历史上的“圣人”，为稳固周朝的江山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室为了褒奖周公旦，特许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旦，也就是可以使用八佾之舞。

但这仅仅是指祭祀周公旦一人。

鲁国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无论祭祀哪一任先君，都堂而皇之地使用天子礼乐，早已成为惯例。诸侯的正室享受诸侯的待遇，仲子自然也应该享用八佾之舞。可问题是，仲子是鲁惠公的第二位正室，此前还有一位“元妃”孟子。这一前一后两位先君夫人，是不是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呢？鲁隐公把握不定，因此要问众仲该怎么办。

众仲的建议是使用六佾。原配与续弦，毕竟有所区别。

鲁隐公听从了这个建议。他在仲子的待遇问题上保持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仲子是允的母亲，而允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审慎对待仲子，既不过度礼遇，也绝不减损应该有的待遇，体现的是鲁隐公对允的尊重。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国派兵入侵邾国，占领了邾国的土地。

邾国搞不过宋国，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邾子克知道郑国和宋国有矛盾。他派人对郑庄公说：如果您想找宋国出气，敝国愿意充当向导。

郑庄公当然乐意。四月份他出兵报复了卫国，现在休整了半年，也是时候报复宋国了，于是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了王师，会合邾军，共同讨伐宋国。联军打到宋国首都睢阳，并且攻入了外城。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宋殇公派人前往曲阜，向鲁隐公求援。

鲁国和宋国结盟，是鲁隐公元年九月的事。去年春天，鲁隐公又和宋殇公非正式会面，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关系。鲁隐公也一直关注宋国的战事，知道宋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已经做好准备要救援宋国了。他问宋国使者：郑国人打到哪里了？

使者回答：还没有打到国都。

对于使者的这个回答，后人有两种解释。

其一，使者知道鲁隐公知道战况，对他的明知故问感到不满，所以说了一句气话。

其二，敌军侵入国都的外城，好比病入膏肓。使者担心，如果把实际情况告诉鲁隐公，鲁隐公考虑到有可能救援不及，干脆不救了。所以故意“缓”报军情，好让鲁隐公坚定出兵的念头。

就是这句话，让鲁隐公一下子就发毛了：你要我出兵救你，共赴社稷之难，至少要对我说实话啊！现在你却说郑国人“还没打到国都”，既然是这样，哪里用得着我出兵相救嘛！

就这样，鲁国中止了派兵。

不难看出，鲁隐公这是借题发挥，借机生事，借坡下驴。所谓“将救之”，其实是根本没有准备。他才不想掺和宋国的事，只不过碍于同盟的情面，惺惺作态罢了。

为什么？

第一，宋国去年两次入侵郑国，都是受州吁唆使。而州吁已经被定性为乱臣贼子，身败名裂，宋殇公也落了个助虐之名。对于这样的盟友，鲁隐公早就想划清界限了。

第二，鲁隐公知道，郑庄公不是好惹的。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臧僖伯，也就是年初劝谏鲁隐公不要去观鱼的那位老夫子去世了。是不是被那件事给气坏了身子，很难说。总之鲁隐公对臧僖伯的死感到很愧疚，说：“叔父对寡人有怨，寡人不敢忘记。”下令提高葬礼的等级。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郑庄公终究没有攻破睢阳便收兵回国了。攻城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也不是蛮干的人。

年底，宋国反攻，包围了郑国的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就是首都外城被攻破那件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