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解放大上海，市政府大厦投降

上海战役是一场解放军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标而发动的战役。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顺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了城市攻坚战。至5月24日夜，解放军第23、第27军分别从徐家汇、龙华进入市区，第20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进入市区。各部队多路突破，快速跃进，迂回包围，直插城区的各条街道，抢占街垒与楼房火力点。25日凌晨，国民党上海代市长赵祖康命警察局局长陆大公给警察下令不要进行任何抵抗，务必保护好市政府大厦，并签发手令，要市政府立即升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1]解放军全面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1949年5月25日上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插上白旗，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

上海的解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49年5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图5—2，《人民日报》1949年5月30日第1版刊登《祝上海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部，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绝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2]

此时，走在上海的街头，随处可见“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标语，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

图5—3，1949年5月25日上午，九江路、江西中路口悬挂的“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横幅

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晨钟等进驻位于江西路汉口路口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全面接管该大楼的警卫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战役打响前后，国民党市府大厦内已有一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队伍在活动，他们组成了25人的“市府大厦纠察队”，为保护大楼和资产，完成顺利交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摘引一段口述资料：

5月中旬，上海外围战开始，财政局地下党组织选派党员和骨干力量住宿在市府大厦内，夜间值班以观动静。货物税局和直接税局也安排值班力量，利用应变的合法形式守护机关。

5月24日晚8时许，人民解放军突入市区。当夜，财政局地下党组织立即组成25人的“市府大厦纠察队”，佩带自制的红色臂章，执行保卫任务。25日晨，市府大厦附近的江西路、四川路、外白渡桥附近枪声未停，纠察队即对市府大厦各机关采取完全封闭的措施，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协同解除国民党市府警卫部队武装，看守市府大厦南北两个大门，维持秩序，保护机关。27日上午9时，地下党员、纠察队长王伟鼎等在大门口值勤，热烈欢迎军管会接管专员顾准、朱如言、谢祝珂和有关人员蔡兆鹏、彭斌、谢胥浦等同志到财政局进行接管，由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佳介绍会见了静候接管的原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和有关人员。直接税局、货物税局和市府会计处，亦由顾准、陈智方、王良、邢一新、王纪华、顾树桢等分别进行接管。^[3]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赵祖康站在大楼门口迎接解放军进驻，并特地陪同解放军警卫队负责人视察机关各局处，特别察看了档案室，224.5万卷档案在档案架上摆放得井然有序。赵祖康在日记中写道：“（26日）下午三时，中共晨钟、钱□明、宋启荣来警卫监督市府。”^[4]

同日下午，中共代表熊中节持陈毅手谕来到上海市政府，手谕写道：“着总务处熊处长前往旧市政府布置有关接收事宜，并通知原负责人作准备。”^[5]熊中节通知赵祖康，中共将于28日下午与国民党上海旧市政府举行接收仪式，熊中节并就举行仪式的细节事宜与赵祖康充分商谈，很快便拿出了方案。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最后一次会议在社会局会议室召开，由代市长赵祖康主持。赵祖康召集财政局、警察局、工务局等负责人开会，通报了5月25日下午他与中共接管代表联络洽谈的结果，也通报了刚刚与熊中节谈定的28日下午举行交接的情况。赵祖康严肃关照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军管会的要求，落实八项要求，确保财产档案的安全，不得有丝毫差池。赵祖康考虑问题很细致，会上他还就维持秩序、搞好移交、保障民生等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力完成，主要是：继续征收各项税款，银行不得停业，要继续运转，已经停业的要尽快恢复营业，由代理市长与中共接洽交接各项册式。会议决定于5月27日上午交接进入程序，各部门向赵祖康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进一步商讨如何把交接工作做得更好。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座历尽沧桑的城市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纪律严明的解放军部队在市区作战时牢记“瓷器店里捉老鼠”的教导，最大限度地保护上海城市诸多设施和百姓安全。同时，他们为不打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也给上海社会各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这幢大楼里正式宣告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该会是上海市军管时期的最高军政权力机关，下设军政、政务、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四个接管（管理）委员会和公安部、外侨事务处、近郊接管委员会。

上海市军管会下属的军事接管委员会由粟裕兼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下设军事部、政工部、后勤部、空军部、海军部和训练部；政务接管委员会由周林任主任，曹漫之任副主任，下设民政接收处、法院接收处以及20个市区的接管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由曾山任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任副主任，下设贸易、工商、财政、金融、劳工、轻工、重工、农林、铁道、电信、邮政、航运、工务、公用、房地产、卫生等多个处，另有复兴岛接管处和接管工作队、接管海关专员等；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由陈毅兼任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任副主任，下设高等教育处、市政教育处、文艺处和新闻出版处；市郊接管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则由赵毓华负责领导。

成立伊始，上海市军管会便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军秘字第一号

图5—4，上海市军管会成立公告，1949年5月27日

案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内开：“上海市及其近郊国民党匪军业已肃清，为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原大上海市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并任命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等因。奉此，本会遵令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宣告成立。毅等亦于该日到职工作，奉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之城市政策，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颁布之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特此布告军民一体知照。

此布!(www.xing528.com)

主　任　陈毅

副主任　粟裕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图5—5，由陈毅、粟裕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的任命书

下面是上海市军管会的接字一号令样张：

查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关，兹任命　　为本会接收专员，代表本会前往办理接管事宜，仰该机关所有在职员工，各安职守，迅即负责办理移交，切实服从领导，遵守革命法纪，并听候甄别录用；在接管期间，务须协助接管工作，保护资材、图书、账册、档案、车辆、用具等，并应由该机关负责移交人员造具详细清册，确实报告，听候清点；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阴谋捣乱者，依法严惩不贷。除分令外，仰即切实遵照，毋违为要！

此令。

主　任　陈毅

副主任　粟裕

一九四九年五月日

随着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自5月28日起，市军管会委派的接管代表们，便对原国民党军政机关、官僚资本经营的金融机构、公共事业单位、工商企业和文教机关等宣布接管，以“稳步前进，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为方针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全面铺开了。

在这幢办公大楼里，作为接管上海各项工作的中枢机构，上海市军管会夜以继日精心谋划，细致周详加紧部署，一张张接管布告，一道道接收命令，带着幽香的墨渍接连而出，各委员会齐头并进，接管工作进展极为迅捷。该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迅速接管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随即建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于5月27日晚开始正式向全市广播。5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发税收政策的布告，6月6日又颁发了关于解散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与民社党等反共组织的布告。15日起，先后接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立图书馆、复旦大学以及14个区的中心小学。

6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关于原伪市府旧人员处理办法》：“一月以来，对旧人员处理，分为两个步骤：一、前半月着重接收工作，对旧政府机构及旧人员原封不动，自上而下，命令按级办理接收手续，造具清册，并实行清点，进行顺利，大致二十天左右，市政府范围已基本上完成接收任务。至于市府本部各处不到十天时间已接收完竣。二、依据市委讨论之精神，对旧人员分别对待，采取留用与学习作为初步处理办法，以保证工作照常进行，不因性急而造成混乱。”

7月15日，军管会命令驻沪的美、英两国新闻处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16日即颁布了《国际电讯检查办法》。23日，市军管会颁布《上海市劳资争议处理办法》，以制止部分工商业者停、歇、关厂（店）的企图，鼓励企业劳资双方协商共同克服困难，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体现“劳资两利”最初的法制设计。8月6日，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卫生处通知，自8月8日起迁至汉口路223号市政府大楼二楼231室办公。

图5—6，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布告

图5—7，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收委员会军事部“接管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8月13日，军管会明令解散原国民党交通部民航局直辖空运队，19日颁布了《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30日，通令所有在沪的外国通讯社于8月底前一律停止业务活动。9月9日，市军管会贸易处改组为华东贸易部，标志着财经系统的军管工作顺利完成。10月6日，军管会发出通告，凡与我国无邦交的外国记者，禁止以记者身份开展活动。

图5—8，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文汇报》1949年8月7日第3版）

正是依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接管方针，在上海接管工作中发挥着神经枢纽作用的市军管会如同指挥一场作战，指挥员运筹帷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上下一心，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各方面捷报频传，顺利完成了接管接收任务，可以说是打了一场完美的胜仗。在接管过程中，所有参与接管工作的人员严守纪律，廉洁清正，夙夜在公，使诸多公用财产设施完璧归赵，真正重回人民手中。

整个接管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非但未出现可能会有的混乱情形，而且社会经济状况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正常。为此，陈毅在总结接管工作经验时曾十分感慨地说道：“这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方针。这使得我们的接管工作能掌握极复杂的情况，能有余裕去处理各种日常事变，这就使得敌人方面以‘左’的刺激方法或‘右’的引诱方法来逼迫我们改变方针的企图不能不归于失败。解放后第一个月有许多朋友嫌我们太宽大了，而特务匪徒则误认为我们软弱无能，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前者的顾虑和后者的错觉都不合于事实。”^[6]

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风起云涌，而上海解放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总体而言较为顺利，这不能不说人心向背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得民心者能得天下，得民心者更能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