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商团随军神父饶家驹与上海城市变迁

有关饶家驹在上海的事迹，最近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予以关注，但很少有人提到他作为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随军神父的那段经历。

图2—35，饶家驹

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在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1914年至1934年间，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其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

图2—36，饶家驹与万国商团军官合照（前排右一为饶家驹）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为了营救闸北地区的妇孺伤兵，饶家驹向英国驻沪总领事和美国驻沪总领事提议，希望与他们一起组织一个营救团。但工部局内部因各种利害关系争论不休，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迫不及待的饶家驹去找万国商团的贝尔（F.Hayley Bell）少校，共同着手拯救滞留闸北的难民。他们在会见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后，日方答应从2月11日上午8点到下午12点停战4小时，以便难民撤离战区。于是，饶家驹和贝尔带着14名法国修女、9名担架员、1名中国翻译、几名学生志愿者，还有6辆改作救护车的摩托车，在短暂的停火期内救出了2 000余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 儿童。^[35]

图2—37，在上海参加救济的饶家驹神父与他的同事们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饶家驹神父主持创建了“南市难民区”，使数以万计辗转流离、束手坐困的难民获得新生。“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病逝于德国西柏林。

近代上海的政治格局为一市三制，存在着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种行政系统和市政制度，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为工部局。近代上海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开埠初期的以贸易为导向，而逐渐成长为以工商、金融为主导的过程，就在这一过程中，一座世界级城市诞生了。但长期以来，上海的政治中心分散，工部局虽然负责管理公共租界，但却没有相对稳定的办公地点，权力不能集中，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府”。

随着工部局大楼的正式启用，公共租界的权力机构逐渐向汉口路、江西路、福州路、河南路一带集中，以工部局为核心的上海城市管理体系也逐步稳定。随着工部局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管理职能同时亦得到强化，此有助于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上海其他区域的管理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注释】

[1]《工部局新屋之内容》，《时报》1921年7月1日，第3版。

[2]《工部局新屋落成》，《新闻报》1921年7月1日，第13版。

[3]《工部局宴请华顾问》，《申报》1922年10月6日，第14版。

[4]《工部局新屋将正式开幕》，《申报》1922年10月26日，第14版。

[5]《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2册，第595页。

[6]《工部局新屋将正式开幕》，《申报》1922年10月26日，第14版。

[7]《工部局新屋定期行落成礼》《申报》1922年11月9日，第15版。

[8]《工部局今日举行新屋落成礼》，《申报》1922年11月16日，第13版。

[9]在工部局大楼启用仪式上，工部局总董致辞，特别提到工部局建筑师R.C.Turner（特纳）：“Now，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listening so patiently to me，I will conclude by asking you to drink prosperity to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and would couple with the toast the names of Mr.C.H.Godfrey，late Commissioner，and ...，and Mr.R.C.Turner，Municipal architect(工部局工程师)，the gentlemen responsible for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ratepayers’ instructions to build a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worthy of Shanghai.”引自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22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档案号：U1—1—935。

[10]《纪工部局新屋之落成礼》，《申报》1922年11月17日，第13版。

[11]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9页。

[12]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www.xing528.com)

[13]《纪工部局新屋之落成礼》，《申报》1922年11月17日，第13版。

[14]《上海小蓝本》（The Little Blue Book of Shanghai），1931年版，第181、182、183页。

[15]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6]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17]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50页。

[18]“Famous Physicist Visits Shanghai”，The China Press，November 14，1922.

[19]《恩斯坦博士二次过沪记》，《民国日报》1923年1月3日，第3版。

[20]太平洋关系学会亦称“太平洋国交会”、“太平洋国际学会”等，是1925年由夏威夷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及当地一些学者、实业家推动成立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会员大多来自学术界和教育界。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地区诸问题的学术机构自居，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诸问题通常为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

[21]《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4册，第580页。

[22]Feetham Report Tells of Mistakes of Past，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2，1931，pp.294—295.

[23]《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4册，第585页。

[24]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版，第1页。

[25]《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4册，第590页。

[26]《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4册，第591页。

[27]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版，第4页。

[28]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版，第7页。

[29]参见王敏：《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30]“欢迎霞飞上将抵沪之盛况”，《申报》1922年3月9日。

[31]“欢迎霞飞上将抵沪之盛况”，《申报》1922年3月9日。

[32]详见马学强、曹胜梅：《上海的法国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134页。

[33]详见《申报》1922年3月10、11、12、13日相关报道。（3月12日）下午1时，霞飞将军一行在法租界外滩法总领事署前之码头乘小渡轮至吴淞口。在码头举行了由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的欢送会。到吴淞口，霞飞将军登大轮“银邦号”离去，于赴美后返法。

[34]《电话加价问题》，《申报》1938年8月22日，第12版。

[35]［美］阮玛霞著，白华山译：《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