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美术：承前启后

18世纪是欧洲美术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延续并进一步推进了17世纪已然取得的艺术成就，更为欧洲艺术辉煌的19世纪的来临奏响了序曲。

1.纸醉金迷——法国美术

18世纪的法国艺术在路易十四的继任者昏庸无能的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的操控下成为供人消遣、享乐的工具。较之巴洛克艺术更加奢华、富丽、矫饰的“罗可可风格”盛行，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审美趣味，其代表性画家有华多、布歇、弗拉戈纳等。然而，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已然逐步取代贵族阶级上升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反对享乐、颓废的罗可可艺术，宣扬反映平民阶层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理念。这一艺术诉求在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715年，统治法国五十四年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将一个脆弱、濒临破产的王朝传承给了当时只有5岁的路易十五。这一时期，贵族阶级力量逐渐式微，而新兴资产阶级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逐渐上升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路易十五年幼尚不能料理朝政，故而由奥雷昂公爵菲利浦摄政十五年。一改路易十四时代艺术由官方一元统制的局面，摄政时期的艺术创作摆脱了众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呈现自由化的趋向，众多贵族、富商纷纷加入艺术收藏的行列，成为艺术的重要赞助力量。到了路易十五时代，国王根本无心政事，整日沉浸在奢靡、浮华、堕落的享乐当中，宫廷成了演剧、狩猎、化装舞会、盛宴的代名词。这种享乐风气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艺术潮流，路易十四时期庄严宏伟的古典主义风格被华丽纤细，极具“脂粉气”的罗可可风格所取代。“罗可可”原意为“贝壳型”，初指路易十五时期盛行的一种室内装饰风格，主要采用贝壳、花草、海浪等装饰纹饰，呈现强烈的涡旋状或者“S”型曲线形态，整体纤丽细致、繁琐、矫饰，充满享乐主义趣味。

让·安托万·华多（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是18世纪初期法国画坛涌现出来的一位天赋诗才与画才的大师，他身处路易十四王朝到路易十五王朝的更迭时代，被誉为罗可可绘画艺术风格的开创者。他出生于法国小城伐隆西恩的一个修葺屋顶的贫苦工人家庭。自幼热爱绘画的华多最初跟随家乡知名的画家朗热学艺，18岁时移居首都巴黎，最初进入籍籍无名的画家梅塔耶的画室、其后先后跟从罗可可画风的先驱艺术家吉洛（Claude Gillot，1673—1772）与奥德朗（Claude AudranⅢ，1685—1734）学习，并作为奥德朗的助手直接参与了一些城堡室内装饰的工作。这段早期的工作经验对华多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华多艺术上真正的启迪者是他悉心研究过的17世纪大师鲁本斯、伦勃朗及威尼斯画派大师提香。

图7-11　《发舟西苔岛》，华多，布面油彩，129×194cm，1717年，巴黎卢浮宫

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华多的作品多以上流社会生活为主题，独创了所谓的“雅宴画”，他尤其喜欢描绘在草木葱郁的怡人自然环境中谈情说爱、寻欢作乐的贵族男女们。1717年，华多创作了其“雅宴画”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发舟西苔岛》，这幅画成就了华多当选国立美术学院院士的梦想，更被誉为罗可可绘画的典范之作（图7-11）。西苔岛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座美丽的岛屿，传说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诞生之时便被西风之神仄费洛斯送至西苔岛，故而，西苔岛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维纳斯岛和爱之岛，是爱情的乐土。自18世纪始，西苔岛既成为文艺创作中的盛行主题，反复出现在歌剧、舞剧舞台上，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8世纪初剧作家费罗拉·达库尔根据西苔岛传说所创作的轻喜剧《三姐妹》。华多正是受启发于这个剧本的情节创作了《发舟西苔岛》。画面描绘了一群身着华服的贵族男女们准备起航去往西苔岛的场景。画面左侧一派云蒸霞蔚的绚烂景象中停靠着一艘华丽的彩船，壮实的船夫站立船头准备起碇，岸边几对情侣相拥站立等待上船，透过缭绕的云雾远处一座美丽的岛屿依稀可见，那正是这趟爱情航行的目的地，西苔岛。画面右侧，五对男女伴侣在草木环抱的小山坡上嬉戏：最左边一对手握手杖的情侣正悠然向岸边走去，男子轻揽女子纤腰，而女子则含羞带笑回望身后甜蜜搀扶着正欲从草地上起身的一对恋人。右侧茂密树荫下的三对情侣则仍然陶醉在爱情的幸福当中，或窃窃私语，或耳鬓私磨，全然忘记了启程。他们的幸福是如此令人艳羡，似乎连身旁的大理石女神像也被感染，她微笑侧首的俯下身去，象在倾听着他们的甜言蜜语。欢欣雀跃的小爱神丘比特围绕、飞舞在恋人们身旁，既贯穿起整个画面，更渲染、烘托出一个诗一般如梦似幻的爱情世界。华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诗意细腻的笔调再现了那个时代贵族们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放浪生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那些华丽的场景下却透现出隐隐的忧伤与寂寥，那是恣意欢愉过后的空虚，更是画家对波旁王朝“浮生若梦”的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让·奥诺莱·佛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1732—1806）是继华多之后的法国画坛出现的另一位罗可可风格杰出艺术家，他出生于库拉斯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年少时期即跟随家庭迁往巴黎居住。年少的佛拉戈纳尔先后师从18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1699—1779）与罗可可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他从夏尔丹那里接受了扎实的写实基本功训练，从布歇那里领略到矫饰、动感、华丽的罗可可趣味。他也曾两次赴意大利，反复欣赏与临摹大师作品。他尤其倾心于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对鲁本斯的色彩与伦勃朗的明暗法更是推崇备至。这些经历对佛拉戈纳尔独到画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图7-12　《秋千》，佛拉戈纳尔，木板油彩，81×64cm，1767年，英国华莱士收藏

佛拉戈纳尔早期创作了大量历史题材的作品。但是，他很快将创作热情转而投向罗可可绘画，他认为历史画的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其才华的施展，而当时方兴未艾的罗可可绘画才是更自由、更契合其创作兴趣的发展领域。佛拉戈纳尔的绘画基本延续了布歇色彩明艳、用笔细腻、极富装饰性的风格，在题材选取上则更加大胆，他将华多的“雅宴”场景与布歇的牧歌式题材转为描写男欢女爱的风俗场景，甚至在创作中极力渲染情色趣味，刻意追求感官享乐，显示出强烈的罗可可审美趣味。《秋千》是佛拉戈纳尔众多情爱风俗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歌颂爱情的四幅联作中的一幅（图7-12）。画面描绘了一个静谧幽深的神秘花园。花园中，一位身着华服的贵族少女正在荡秋千，体态轻盈而娇俏。她的情人，一位同样衣着考究的贵族男青年半卧在茂密的花丛中，以热烈而渴望的神情注视着她。少女妩媚的笑望着她的情人，并挑逗性的抬腿向他踢出一支高跟鞋。一束光穿透厚厚的云层照在少女轻盈翻飞的裙摆上，如同阳光下怒放的花朵，动感而迷人。借助这戏剧化的光束，画家巧妙地将少女身后拉秋千的仆人及周遭的环境退隐至阴影当中，从而成功地将人们的视线牵引到画面中心，在突出主题的同时更为画面平添几分舞台戏剧感。贵族男子身旁的小爱神大理石雕像似乎都为这情爱的场景所吸引，他低头注视着两人并将手指放在唇上，是为这无聊的嬉闹忍俊不禁抑或诧异害羞？《秋千》中，佛拉戈纳尔以细腻的小笔触与瑰丽的色彩精心营造出浓烈、奢华的画面意境，展现出令人赞叹的色彩技巧，而他对贵族男女间风流韵事不厌其烦的细节描绘则反映出他对当时颓废贵族情趣的刻意迎合，是其早期艺术创作中局限性的体现。

2.民族艺术——英国美术(www.xing528.com)

18世纪的英国艺术在历经了长久的沉寂之后终于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此时期，英国在风俗画与肖像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世人侧目，形成了本民族独树一帜的风格，涌现出以荷加斯为代表的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师。

18世纪以前的英国并没有发展出属于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统治阶层似乎都甚少关注艺术，对他们而言绘画的意义可能仅止于描绘肖像。本土艺术的萎靡不振使得外来画家如德国画家荷尔拜因与弗兰德斯画家凡·代克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宰着英国画坛。英国本土艺术的全面兴盛是在18世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此引发的深层技术革命迅速将英国提升至世界经济强国之列，成为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为18世纪的英国绘画带来巨大的变化。英国迅速成为仅次于法国巴黎的欧洲美术中心，不仅形成了独立的民族艺术风格更为世界奉献了一批伟大的画家。

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是英国第一个开创出鲜明个人风格并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大师，被誉为英国绘画学派的创始人。荷加斯出身卑微，父亲是一名穷困的教书先生。贫寒的家境使荷加斯未能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并在小学毕业之后成为一名银匠学徒，学习银器雕刻技术，这使他得以学习绘画及雕版技艺。可以说，荷加斯的艺术风格直接来源于17世纪荷兰风俗画。但是，下层社会的出身背景使荷加斯始终对穷苦平民怀着深层的同情与关爱，更铸就了他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故而，在艺术创作上，他无意于重复前人所树立的祥和静谧的风俗画经典范式，颠覆性的以辛辣、尖锐、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大胆揭露18世纪英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腐朽与衰败，真实的再现富人的荒唐乖僻与穷人的苦痛，以艺术的语言反对封建制度，倡行民主主义。《时髦婚姻》是荷加斯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一套由六幅相互关联且富含情节连续性的画作组成的组画。画家通过这组作品讲述了一场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与没落贵族家庭间以悲剧收场的联姻，并意图以此揭露与抨击“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时髦事件”。《婚约》是这组作品的第一幅（图7-13）。荷加斯以戏谑、嘲讽的态度描绘了各怀鬼胎的两个家庭为了各自利益相互勾结利用的订婚情景：富裕的商人意图通过与贵族联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败落的贵族则希望借此来摆脱经济上的窘境，维持旧有的体面生活。画面右侧表现的正是两人围坐在圆桌前商谈订约的场景。腿受伤的伯爵故作傲慢的端坐着，他高昂着头，左手煞有介事地指着座椅旁摊开的族谱，示意其身份与地位的尊贵；在伯爵凌人的姿态前，商人显然有些胆怯，他诚惶诚恐的手扶着眼镜仔细审看着手里的财产协议书。画面左侧是这场婚约的两位主角：商人的女儿与伯爵的儿子。他们齐坐在椅座上等待着婚约的签订。这毫无感情的荒唐婚约显然让商人的女儿很是沮丧，她满腹委屈地坐在一旁，心事重重的摆弄着手里串着戒指的手帕；而她的未婚夫则摆出一副全然不在意的模样，他头转向另一侧，装腔作势的捻着手里的鼻烟壶，举止轻浮而让人生厌。两人脚旁两只被链条锁在一起的小狗是整个画面的点题之笔，暗示着这场为金钱与名誉所桎梏的婚姻的勉强与不幸。

图7-13　《婚约》，荷加斯，布画油彩，69.9×90.8cm，1743-1745年，英国伦敦国家画廊

荷加斯是英国本土绘画艺术的第一道曙光，而他的出现也为19世纪英国画坛的全面振兴埋下伏笔。

3.一个人的时代——西班牙美术

如果说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末的150年是西班牙艺坛格列柯与委拉斯凯兹双星闪耀的鼎盛时期，那么18世纪则是戈雅一个人的时代。正是戈雅的出现为18世纪暗淡的西班牙画坛画上了唯一的一抹亮色，代表了西班牙近代美术的最高成就。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Lucientes，1746—1828）是继委拉斯凯兹之后又一个为西班牙美术赢得世界赞誉的名字，是近代美术标志性的人物。戈雅出生于西班牙阿拉贡省的萨拉果沙城附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镀金工匠。戈雅的绘画历程开始得十分具有传奇色彩。据说，14岁那年，小戈雅在墙上信手涂鸦的时候被一位路过的修道士看到。修道士从那潦草稚嫩的笔画中看出其惊人的艺术天赋故而极力劝说其父母将其送到当地知名画家卢赞·马尔蒂尼斯（José Luzány Martinez，1710—1785）的画室学习。1764年，生性不羁的戈雅离开画室只身一人来到马德里，师从画家安东·拉斐尔·孟斯（Anton Rapbael Mengs，1728—1779），此后不久又跟随一群西班牙斗牛士浪迹意大利。意大利辉煌的艺术传统与随处可见的灿烂文化遗迹强烈地吸引着戈雅，他开始认真研习历代名画，磨炼绘画技艺。1771年，戈雅回到祖国并于1776年进入马德里的巴拉巴拉皇家织造厂，主要负责壁毯草图绘制工作。戈雅的杰出绘画才能很快赢得了西班牙皇室的赏识，他于1780年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并任宫廷画师。应该说，戈雅的成名之路是十分顺利的，但是虽然长期服务宫廷，戈雅却绝不刻意逢迎贵族趣味，始终秉持着一颗正直、率真、关切大众、敢于批判社会不公的赤子之心。这一点与他最为推崇的艺术大师委拉斯凯兹十分相似。

图7-14　《卡洛斯四世一家》，戈雅，布面油彩，280×336cm，1800年，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卡洛斯四世一家》是戈雅1800年为国王卡洛斯四世一家所创作的一幅宫廷肖像画（图7-14）。卡洛斯四世（Charles Ⅵ，1748—1819）是一位无能的昏君，生活奢华堕落，在政治上则毫无作为，统治实权由他的妻子路易斯皇后掌控着。戈雅在描绘这一对荒唐的皇室夫妇及其家人的时候基本遵从了皇室肖像画的章法，将画面中的13个人物按照地位尊卑依次排列，并为了破除“13”这个数字的不祥意义将自己的肖像添加在画面的左角背景阴暗处。路易斯皇后占据了画面的绝对中心位置，这也恰恰暗示出她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的事实，她一手拥住小公主伊莎贝娜，一手牵着小王子帕乌拉，高昂着的头与斜视的目光将其骄纵跋扈的个性展露无遗。站立在小王子另一侧与王后相对的则是卡洛斯四世，他身体臃肿，矫揉造作的站立着，神情木然。这对夫妇的两边则是他们的女儿、女婿、儿媳和姐弟，他们呈弧线形地前后交错站开。画面人物精美鲜艳的华服及炫目的配饰在左侧来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淡淡的光晕，愈发烘托出富丽堂皇的皇室氛围。然而，在这些夺目的光芒与色彩笼罩下，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人物内在灵魂的枯燥与乏味。这也许正是戈雅的超人之处，他并非着意丑化这些皇族成员，而是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传神的写实功力，深入挖掘出这些人物空虚的灵魂，从而真实、生动地还原出他们的本质特征。